孩子交给谁：幼儿期难题的困扰
毕雨朦的女儿木木今年上幼儿园了。所以今年2月，她就关掉了自己在经典双城的“木宝贝”幼儿托管班，结束了5个月的短暂经营。
开班时，“木宝贝”招收了5个学生，都是3岁以下，还没上幼儿园的小孩子。他们都因为父母忙于工作，而不得不早一步“上学”。
在昆明，这样的幼儿托管班有很多，或是属于某个早教机构，或是直接隐匿在小区居民楼里。“二孩”时代的来临，有更多的孩子面临3岁前的“空档期”，而昆明的幼儿托管行业似乎还没准备好如何迎接这拨孩子。
木木16个月大的时候，就去上幼托班了。她的父母因为忙于工作，实在无法照看她。奶奶有自己的公司要经营，她的妈妈毕雨朦也是一个事业型的女性。
“我从小是奶奶带大的，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我的老公父母离异，婆婆有自己的事业，所以我们家的老人没法帮忙带孩子。”毕雨朦很无奈，她和老公因为到昆明旅行，喜欢上了这里，决定从东北迁到昆明来生活。在昆明，他们没有亲戚可以分担带木木的工作。
毕雨朦不想请保姆。对她而言，孩子的语言和行为习惯很重要，“保姆有可能把孩子带跑偏”。那么，就只剩下送去幼托班这一条了。上幼儿园之前的木木，“上学”的经历比其他孩子丰富不少。
木木上的第一个幼托机构，是位于官渡区双桥上的“七田贝贝”。她在那里度过了4个月的时间，每天上午7点半上学，晚上7点放学。后来搬家了，毕雨朦不得不把木木送去离家比较近的幼儿园小小班。
小小班里，木木有20多个同班同学，而她是最小的一个。“一般幼儿园都是两教一保，近30个孩子，肯定有照顾不到的，就说换尿布吧，我一天给她换五六次，在幼儿园里顶多两三次。”毕雨朦觉得女儿受了委屈，难以接受。
于是，20个月大的木木又被送到了厦门毕雨朦的朋友家。朋友家里有一个同龄的孩子，但木木还是去上了托管班，那是一幢两层的楼房，里面有许多和木木差不多年龄的孩子。
毕雨朦把木木接回来的时候，给了木木一个惊喜——她为木木开了一个家庭式幼托班，在经典双城小区。包括木木在内，毕雨朦只收了四五个孩子，老师是从一个即将倒闭的早教机构里请来的。两个老师、一个保育员，毕雨朦加盟了一家教育公司，以“木宝贝”命名了这个托管班。
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木木和她的小伙伴由老师们，每天“两餐两点”从不落下，其他时间则是上早教课、玩游戏，睡午觉。后来，木木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班里其他小朋友也长大了，再加上毕雨朦忙于工作，无暇管理，便于今年2月关闭了这个托管班。
对“七田贝贝”幼儿园园长唐娅华而言，木木只是她接触过的众多孩子中再普通不过的一个。从事早教行业8年，有太多的孩子因为没人照看，送到了她那里。而她的幼儿园也从一个早教中心，变成了倾向做幼儿托管的幼儿园。
“一开始只是托管半天，给孩子做早教课程。后来很多家长有需求，我们就开设了托管一天的服务。”“七田贝贝”目前有30多名学生，以“两教一保”的形式搭配请了6个老师，老师们是幼教专业出身，持有幼教资格证，年龄都在35岁以下，有耐心和孩子们交流。
幼儿园里最小的孩子依依只有1岁零3个月，还不会讲话，但她每天都在幼托班过得很顺利，作息时间很规律，上课的时候喜欢跑来跑去，摔倒了不哭不闹，一秒钟就爬起来。“如果是在家里给老人带，估计这会儿孩子就该哭了。”唐娅华说，在幼托班里的孩子，因为受过一些训练，会养成更好的生活习惯。“但老人帮忙带孩子也有好处，就是能省钱。”
唐娅华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汉语言专业，毕业以后就在早教中心工作，后来以加盟的形式开了自己的一家早教中心，后又自己创立了“七田贝贝”品牌。她还开设了昆明北市区的分园，专注做早教课程。
“七田贝贝”以托管班为主，活动场地约500平方米大小，有活动室、美术室、室内感统训练馆、睡房、餐厅、活动广场以及楼下的运动场所。幼儿园每天早上7点半迎接孩子，晚上7点半送走孩子，老师必须等到所有孩子都被接回家，才能下班。“一般幼儿园是必须准时准点接孩子的，不然老师会摆脸色。但我们这里不会，家长有时候没法准时来接的。”唐娅华说，幼托班每天的日程安排与正式的幼儿园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课程更倾向于益智和游戏。
在幼托班教室装修的时候，唐娅华很注重安全与卫生两个方面。地板上铺了很厚的垫子，所有的窗户都装了防护栏，尖锐的边角全部加上防护条，外来的在走进幼儿园之前都要穿鞋套……最近，唐娅华还在忙着为幼儿园办理卫生许可证和消防安全许可证。
只是，面对“托管资质”的问题，她也无释。她的幼儿园有经营许可证等各种证件，但是，并没有“幼儿托管班许可证”这么一个许可。“需要注意的，需要办理的，我们都办了。但我们也不知道还需要办什么？”
和唐娅华不同，萧行的“长颈鹿儿童教育中心”今年才开始招收幼托小孩。原本她的教育中心只做儿童学习能力的训练课程，但因为很多家长都来询问托管的问题，所以萧行才决定，在早教中心开辟一个“长颈鹿幼儿托管”，目前收了5个孩子。
在开始做托管班之前，萧行并没有做过市场调查，她对整个行业的状态几乎一无所知，只是偶尔能够听到家长们在议论小区里一些家庭形式的托管班。在萧行看来，她的托管班比那些在小区里开设班级的地方要规范许多。“从作息来讲，我们是按照早教的科学作息时间来安排的。把早教和幼儿园形式结合，以孩子的身体和情绪为主。”
萧行的教育中心位于一幢写字楼的15楼，透明的玻璃墙能一眼看到孩子们在活动室的所有行为，进门后，一阅读角很显眼，这是孩子们每天的功课之一，其他的便是睡房和其他的教室。或许因为刚起步，萧行的幼托班收费很低，一个月1000多元。在她看来，现在的幼儿园收费都普遍较高，而需要幼托服务的家庭也大多数处于收入中等的水平，市场上需要服务的大多也是这些人。
“长颈鹿幼儿托管”招收1.5岁到7岁的孩子，萧行的招生前提是“孩子已经能够走了”，即便不会说话都没有关系，“会走的孩子，你跟他说话他都会听，可以沟通。我们老师会教孩子说话、上厕所这些生活技能。”
萧行从事早教行业，其实也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她从宝宝生下来后就辞职在家，做了全职妈妈，等到要给孩子找早教的时候，才发现昆明的早教机构都不如意，最终决定和合伙人一起，开了这家以培训孩子学习能力为主的早教机构。她把中心的地址选在了池公园旁边的写字楼里，比起小区的房子，这里的空间足够大，同时还有一个现成的公园可供孩子们进行户外活动。
至于托管班的未来，萧行打算，等到有更多的孩子了，就将早教课程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将写字楼腾出来专注做托管。她很看好这个行业的前景，“自从国家二孩政策以来，托管的需求越来越多，甚至有家长前来询问有没有寄宿制的托管。其实，幼托这个行业，如果国家有一套规范的，可行性的东西出台，会更好。”
婷婷在做托管班前，是一家早教中心的员工。她是课程顾问，后来又当了托管老师。2015年底，早教中心关了门，老板卷跑了家长们的学费，老师们一夜之间失业，孩子们也没人带了。“那时已经快过年了，家长们没人看孩子，都在给我打电话，问能不能帮忙看几天。”好心的婷婷由此发现了自己的出。
婷婷说，和一些专业性的托管机构相比，她的家庭式托管在和设备上是弱势，所以招生有些困难，但因为此前的帮忙，家长们很感激她施以援手，所以一直在帮她宣传。但即便如此，她也只招了十来个孩子。“陌生的家长很难快速了解你，人家不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老师，对孩子怎么样。”
婷婷的托管班开在假日城市小区，她请了一位老师和一个家政阿姨。与其他的早教机构相同，婷婷的幼托班也基本是幼儿园的作息，每天课堂上，婷婷都会教孩子们基础的颜色认识、形状区分和手工，为孩子们传授一些生活基本常识，和他们一起看书、讲故事，按婷婷的话来讲，就是“每天都变着法儿跟孩子们玩”。
但是，了一年，孩子们基本都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房租也到期了，心力交瘁的婷婷就将幼托班关了，重新找了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我当初办托管，是因为家长们的认同才开的。但真的很累。”婷婷说，在她开托管班的时候，还有人到教育局举报她，小区的物管也找她交涉。婷婷只好和跟家长们协商，签了个协议，内容大概是“幼托班出了任何事情都和教育局没有关系，所有责任都由婷婷一人承担”。好在家长们都很信任她，不仅帮她签了协议，甚至还有家长跟她一起去教育局，协商办班的问题。
“这种（托管班）始终是家庭式的，格局太小了。而且孩子们本来年纪就小，要花更多的精力去照顾他们。”对婷婷来说，关闭托管班的原因很多，除了因为照顾孩子比较累之外，之前的举报事件也伤了她的心。
同样是开家庭式幼托班，毕雨朦很理解婷婷的感受，因为个人形式的托管班很难拿到办学资质，有时还要面对家长的质疑等种种问题。“很多人都觉得（幼托）市场大，但只有我们知道，做这个并不赚钱，房租、人工费还有其他吃住成本，算下来基本没有利润。”毕雨朦感叹。
尽管毕雨朦不舍得木木在20多个人的幼儿园小小班里“受委屈”，但是，依然有很多家长选择将孩子送进幼儿园的小小班。
云南省幼儿园园长师资认证客座、盘龙区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吉祥宝贝幼教集团总园长毕媛媛，是一位管理着4所幼儿园的园长。她的幼儿园也收3岁以下的小孩，只不过大部分限2岁以上。
“太小的孩子我们要花费更多精力去照看，而且还会加收保育费，等等。”毕媛媛的4所幼儿园里，只有1所专门开设了小托班，其他的都是孩子年龄接近3岁，被安排到了小班里。而小托班里也有25个孩子，只是老师从“两教一保”变成“两教两保”或者“三教一保”。幼儿园每个月收1000元左右学费，比起幼托机构，费用算是比较低的。
但是，像毕雨朦这样希望孩子得到更多照顾的家长不在少数。“孩子太小了，20多个孩子，仅仅3个老师，根本没办法照顾得面面俱到。”毕雨朦说。
事实上，国家并没有孩子必须几岁上幼儿园，但大部分的公立幼儿园并不接收3岁以下的孩子，因此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则。“我们民办幼儿园没有公立幼儿园招生那么火爆，所以也会放宽年龄，以服务家长为主。其实，我们其他幼儿园之所以没有开设小托班，是因为招生招不满，不成班。”毕媛媛说。
从1999年开始就从事幼教工作的毕媛媛对幼托行业的兴起并不意外，在她刚从业的时候，一些机关幼儿园就有全托班。无人照看孩子的问题事实上一直存在，只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问题越来越明显。
比起所有人关心的“正规”与“不正规”的问题，毕媛媛更希望幼托行业能够百花齐放，良性发展。她担心的是，即便市场前景很大，从业人员素质跟不上也是个问题，“师资力量跟不上，仅有市场需求，行业也难以持久。”
而毕雨朦似乎想到了一个幼托行业良性发展的办法——受“社区养老”模式的，她想到，是否可以借助社区的力量，开展“社区养儿”的模式？
“为什么市场前景好，但还是有很多（托管班）关门？因为个人的力量真的很难支撑。如果社区扶助，以公益性质开展，成本不高，只需要有场地，比起个人去单独去办学要好很多。”毕雨朦这个大胆的想法并非随口一提，她甚至想好了运行模式，以家政和教育相结合的模式，社区成立幼托班为妈妈们照看孩子，引进社会资源资助，甚至雇佣没有工作的妈妈来工作，社区的家长和老人可以去当义工，家里不用了的小孩玩具和安全设施都可以捐赠，也通过一些课程增进收益等等，“再不行，还可以以基金的形式来筹备资金，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
毕雨朦说，解决社会需求只能由来牵头，个人力量实在太微薄。“如果有社区愿意牵头，我愿意当那个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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