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辽宁人口专家：放开生育就应该全面放开
去年，全国代表、常务副省长陈向群曾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国家卫健委近日表示，东北地区可以立足实际进行探索，提出东北地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认为，东北人口问题有复杂成因，与当地城镇化早、经济发展、体制等有关。
根据国家卫健委历年发布的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2018年的1523万人，减少了58万人。
在去年的全国上，辽宁团有多位代表就人口问题提出。陈向群代表，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
其称，“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对该委工作很有参考价值。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组织专家进行研究，深入研判全面放开生育对当地经济增长、社会和谐稳定、资源战略、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影响；做好政策调整后人口变动测算；研究实施全面放开生育政策需要配套出台的文件；评估政策变动的社会风险等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东北地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
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在接受采访时称，自2015年10月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以来，人口生育率略有回升，但人口总量持续走低。2020年，卫健委曾在答复该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12030062号时提到，自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达到35%以上，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政策对该省出生人口数量的影响有限，未来一段时期，生育率仍将处于较低水平。
根据卫健委发布的数据，2018年，常住总人口4359.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39‰，死亡率7.39‰，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远远低于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3.81‰的水平；出生率为6.39‰，低于全国10.94‰，排在全国第25位。
国家卫健委在答复中表示，针对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相关问题，该委曾委托相关机构多次在当地开展调研。
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减少，折射出的是区域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社会政策等综合性、系统性问题。比如，随着资源枯竭和国家产业升级转型，大批年轻劳动力无法在本地找到满意的工作，只能流向经济更好、工资更高的地区。东北边境地区的生育政策相对宽松(如省夫妻双方均为边境地区居民的可生育三个孩子)，但生育意愿不高。究其原因，经济社会因素已成为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经济负担、婴幼儿照护和女性职业发展等方面，群众反映尤为突出，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大为减弱。
卫健委在2019年答复省代表时提到，该省15–49岁的育龄妇女的基数小且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加之生活压力大、托育难、育儿成本高，不愿生、不想生、不敢生的育龄妇女越来越多。面对“4-2-2”日益严峻的养老形势，“生得起，养不起”是新生代独生子女育龄妇女不可回避的生育难题，她们既要为工作奔波劳顿，又要承担照顾老人和孩子的压力，成为了该省生育率一走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陆杰华：东北地区的人口问题不是两三年间才有的事情。我们在关注东北经济振兴问题中发现，以后，当地生育率就相对较低，与此同时，当地“留不住人”，年轻人外流率高，其中包括高素质人才，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陆杰华：跟很多因素有关。从经济上分析，为什么人口会外流，很多流向沿海地区的一些城市？跟当地经济发展、制度，有一定的关系。
从历史角度看，东北是老工业，发展初期，东北的城镇化比例是比较高的，而城市内多是独生子女；当地的计划生育政策无论在城市和农村，都执行得很严格，从那时候开始，当地的人口就在减少。东北从辽宁最早进入负增长，然后是、。其中辽宁比较早就做了中长期人口发展规划，更早关注到人口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新京报：代表放开生育政策，但也有很多人评论说，现在不是让不让生的问题，是养不起的问题，你怎么看？全面放开生育政策能起到哪些作用，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吗？
陆杰华：放开生育政策，不简单是增加人口规模，还能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劳动力，让人口结构比较良好，减缓老龄化进程。
现在还很难评判放开后能起到多大作用，但放开至少是一个信号，至少在优化生育政策、增加生育政策包容性上，做出更好的实践探索，这种探索常重要的。如果生育政策更加宽松，至少一部分愿意生的人能够实现自主生育。
至于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要实践之后才能看到。如果达不到预期，就需要更加积极的政策，让老百姓生得起、养得起，比如建立家庭友好政策的支持体系，降低教育成本；还是不行，就要做口老龄化的准备，从其他途径予以应对。
陆杰华：我认为东北的人口问题不是个别现象，可能代表了未来的一个趋势，甚至可能不可避免。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人们的生育观念在变化，有的已经不把生育当作必选项。加上既往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导致家庭规模本就在缩小，人口虽然缓慢增长，属于惯性增长，短期内仍有很大体量，但人口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过去计划生育执行好的地区，如果没有流入的劳动力，人口负增长、人口老龄化会更早到来。现在看到的是东三省，下一步可能是四川、重庆等西部地区，他们也有大量的人口外流。东部地区稍好一些，像苏南、无锡、苏州等地，虽然计划生育政策也执行得很严，但他们能吸引外来劳动力，稀释了当地人口增长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撑。
陆杰华：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依靠外来移民，缓解本国的生育率下降的问题；欧洲大多国家鼓励生育不太见效，尤其在南欧地区；北欧的一些国家还不错，比如、丹麦；俄罗斯出台了比较积极的鼓励生育政策，其中包括资金补贴，这两年生育率有所回升，但欧洲多数国家研究发现，现金补贴的作用不是特别明显，不如托幼服务等的支持。
国家卫健委在回复中称，曾委托大学、辽宁大学等机构开展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相关问题研究。2月19日下午，记者联系到辽宁大学承担该课题的宋丽敏研究员。新京报记者 沙雪良
宋丽敏：前几年，我们与发改委合作编制人口中长期发展规划，当时就提出鼓励生育，也成为全国第一个主张鼓励生育的省份。不过，从人口政策的角度看，目前还是一个从生育到鼓励生育的观念转换期，观念转换之后，才可能是政策的转换、具体措施的转换，现在还处在过渡阶段。
宋丽敏：我感觉，如果放开，就一定要全面放开，不应该在数量上做文章了。之前，全面二孩放开后，都没有出现预期中的生育反弹，放开三孩四孩，就会多生吗？
人口学上有一个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是说：生育孩子数量越多，边际收益越下降，边际成本越上升，导致生育意愿随着孩子数量不断降低。
宋丽敏：影响会有，但估计很小。因为全面之前陆续对双独、单独及所有家庭放开生育二孩，并没有造成生育“井喷”，反而是近年来全国的生育水平持续走低。按照“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其实前几胎的愿望是最强烈的，后续胎次的生育意愿越来越低，继续放开生育，其政策效果必然会进一步弱化。
新京报：您提到，目前是生育观念转换期、政策转换期，并且认为放开生育也不会对生育率走低产生多大影响，那么，如果要鼓励生育，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宋丽敏：我们讲，要构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生育有利于社会的均衡发展，生孩子其实是在为社会做贡献。不过，人的观念转变，需要一定时间，更需要制度支持。如果采取一些措施，让大家知道多生育的好处，会产生一定效果。
具体措施方面，税收减免是当务之急，目前个税对有孩子家庭每个只减1000元，这是远远不够的。、法国等国实行家庭税收制度，把孩子当一个人或半个人计算，会使纳税基数更低，能大大减轻育儿家庭的经济负担。对税收应该系统梳理，像住房契税、营业税、母婴产品税等都值得探讨。
我们适当延长产假，同时建立一种性别平等的育儿假期。目前我国是母亲育儿多，父亲参与很少。2015年，我们做家庭生育状况调查时发现，父亲对婴幼儿的陪伴少到令人惊讶。因此我们认为，要贯彻性别平等的育儿观念，实现协同养育。欧洲一些国家实行育儿假期配额制，要求父亲必须休够90天，如果休不够，母亲的假期也要取消。这是一种非常友好的制度设计，会减轻女性养育子女的劳累和痛苦。
另外，在社会支持方面，除了迫切需要解决的0-3岁婴儿照护，我们提供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照护。0-3岁、幼儿园学龄前、青少年等各个阶段，都应该有，建立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照护体系。这需要借助社会机构、社会工作者和市场力量共同实现。一心一意爱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