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 鸽 子
进入暮年爱忆旧，尤其难忘从事战地采访的日子。许多无愧士称号的新闻记者，为了和平的崇高目标，不畏艰险地穿梭在枪林弹雨中，被人们比喻为“火鸽子”。我的忆旧，对于前辈与平辈的同行们，都怀有深深的感念；对于曾经从属于对立营垒的同行，他们同样为揭露战争的惨烈，竭力推动和平进程而不辞艰险流血拼命，也寄予真挚的！
一九五○年春，先参军的姐姐，把我这个尚不足十五周岁的少年带进了部队，经过半年的军政训练后，分配到驻沪第九兵团部。恰在此时，朝鲜战争爆发，上级决定第九兵团入朝参战。我不甘心作为“老弱残兵”留守国内，软磨硬争，有幸获得入朝参战锻炼的机会，组织安排我当见习摄影记者。于是便来到了张崇岫的麾下。
担任摄影组长的张崇岫很年轻，才二十一岁，却让我叫他老张。老张已有八年军龄，是我心目中的传奇英雄。他性格执拗，一九四二年才十三岁，就决意参军抗日，不舍昼夜追着新四军行军，双脚磨得鲜血淋漓也不肯，了部队而被破格接纳入伍。先当战士，经部队的速成文化班突击培训，当了文化教员，又成为摄影记者，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采访。九兵团入朝第一仗，全力投入粉碎美军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在冰天雪地的东线战场上，张崇岫深入激战第一线，紧随着节节胜利的部队，从击溃美军王牌陆战第一师的长津湖畔，一直到下海逃跑的咸兴港，不失时机地拍摄了中朝人民军队胜利会师东海岸边的场面。这一幅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优秀照片，曾被国内外报刊竞相，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一周年时，还被国家邮电部印制成纪念邮票发行。
第二次战役结束后，九兵团所属部队用骡子驮了两袋机，作为战利品上缴兵团机关，由我登记造册。这些机大多已损坏报废，其中一个高级柯达镜箱被子弹洞穿镜头，背部还留有血迹。还有一批一二○胶卷，都让战士们当作水果糖剥开曝了光。当时，侵朝美军是怀着旅游者的雅兴踏上朝鲜半岛的，这样的战利品，便成了历史的笑柄。在喜庆胜利的日子里，张崇岫也以凯旋英雄的豪迈姿态回到兵团机关，虽然经历了无数艰险，却毫发无损。他身材挺拔，脸色红润，留着一抹俏皮的小胡子，腰间别着，胸前挂着机，肩上挂着用废电话线串起的美军食品罐头，自豪又潇洒；谈起在战场上和指战员们与共的情景，还有他目睹英雄战士炸坦克、捉俘虏的场面，更是绘声绘色，眉飞色舞，引得兵团机关中的一些青年男女把他当作明星。驻地的朝鲜姑娘们也对他另眼相看，娇声“察镜同木”（摄影同志），缠着老张为她们拍照留下青春倩影。兵团司令兼宋时轮将军对这位战地“红人”不放心，当面向他发出，说眼下朝鲜青年男女的比例是一比八，“干柴烈火”，命令他刮掉小胡子，不许在战场上卖风流，还说志愿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要是出了问题我绝不饶你！”年轻的老张向司令员立正，朗声回答：“不出问题，请放心！”
貌似潇洒的张崇岫，其实心地，性格憨厚。记得有一回，有个女翻译突然闯进了我和老张同住的防空洞，这位女翻译是个大学生，年轻又美貌，她和我同属一个团支部，是来向我传达支部活动事项的。她刚进防空洞，一时不能适应内外光线的强烈反差，站在门口跟我说话，看不清一边床上正坐着刚洗完澡只穿一条裤衩的张崇岫。此时的老张窘迫得像个犯了大错的孩子，深深地埋下脑袋，一动不敢动，大气不敢喘。直到女翻译的眼睛适应了幽暗，觉察了他的尴尬相，大方地转身离去，我才发现他那涨得通红的年轻脸膛上，已经憋出了亮闪闪的汗珠。
第五次战役发起后，张崇岫和记者徐学增、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杨序忠一道，随部队挺进“三八线”。在一次空袭中，杨序忠不幸中弹。张崇岫和徐学增一同掩埋了烈士遗体后，又继续踏上采访征程。战役进入尾声，美军趁着我军断粮后撤之机，实施“闪击”。张崇岫所在部队与机械化的美军特遣队，他们凭勇敢机智突出了险境。
当年底，休整中的兵团机关与国内的形势接轨，在战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张崇岫曾经回国参加会议并采购摄影器材，涉嫌“贪污浪费”而接受隔离审查；同时因为他身边有一个小型望远镜，认定他违反战场纪律缴获不归公，于是乎成了重点对象。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干部，不免把这样的境遇看格。我与他同住一处，对他进行监护。他忍不住宣泄说：“采购摄影器材的账目清清楚楚，都有在；望远镜是前线一个团长励给我的，完全是工作需要，经得起查证的。真要把我逼急了我什么都干得出来，我的里还有八颗子弹，给自己留一颗就足够了。”我打了个寒噤，他连忙声明：“八颗子弹里没有你的份儿，你太小，懂个屁！”我是不懂的厉害，可是毕竟懂得子弹能，迅速向领导作了报告。随即由部主任谢友法将军亲自张崇岫，当场缴了他的械。上级命他闭门思过，他就是不甘寂寞，听说司令部的防空礼堂晚上有电影，还敢突破隔离，独自一人翻山越岭摸黑去观赏。闲得无聊又搬出十六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偷偷地用长焦距镜头朝山坡下拍摄动态目标，无法选择题材，竟把战友们进出防空厕所的过程拍了下来，自个儿冲洗，将挂在绳子上晾干。等我散会后回到防空洞，看了他的作品禁不住发笑。好在我没有，否则准会吃更多苦头。
个把月后，一切归于平静，上级为张崇岫作出了清清白白的结论，发还了和小型望远镜，他便一身轻松地带我出发上前线。
一上，年轻的老张就像母鸡护着小鸡，防空、防炮、防特，处处照顾着我。不论遇到什么兵种什么部队，他都能凭着对军情的熟悉和高超的口才，套上近乎，取得信任，让陌生的战友当作稀客热情接待。无论搭车、吃饭、住宿，都不用发愁，简直神了！遇上朝鲜人民军和朝鲜居民，靠他初学的几句并不太顺溜的朝语，加上生动的表情和手势，也能处得像老邻居一般的融洽。
有一回，他见一个志愿军战士在帮房东老大娘打水，大瓦罐顶在头上晃晃荡荡像初练杂技，就让战士跨进门槛前快叫“阿妈妮”，这一声叫，阿妈妮就冲出门来接水罐，满脸都是慈亲昵。一幅“中朝军民一家亲”的照片，就这样鲜活自然地拍成了。还有一回，他带着我一同到“杨根思连”去采访，翻山越岭走到天黑，吃光了干粮，肚子饿得咕咕叫，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要是找不到栖身处，冰天雪地的大冷天，在野外过一夜准得活活冻死。我正感到沮丧，老张用望远镜一搜索，忽然见到公下的一个涵洞口有炊烟，便大喊一声说：“有救了！”急忙奔到涵洞口，发现有两个小姑娘正和几个人民军官兵在一道生火做饭。老张的亲热劲又来了，比比划划地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还说“乌里统统的亨格其！”（意为“我们都是一家人！”）于是，我俩便受到真诚款待，有吃有住，有说有笑。涵洞里铺了热炕，在敌机的轰炸声中，我俩美美地睡了一夜，待到第二天一早吃饱喝足，才重登征途。
老张处处张扬个性，他随时随地都有一种潜意识，觉得自己就是人民军队的骄子宠儿，喜怒哀乐从来都不加掩饰。他几乎像一位天才演员，驰骋在战场，挥洒自如，就像回旋在熟悉的舞台上一般游刃有余。
这位年轻的老兵有个外号叫“愁不死”。不论什么艰苦的场合，他都安之若素，还能制造出笑料，让大家开心。一次长途行军，昼伏夜行，遇到一座透空的铁便桥时，附近有夜航机轰炸，震响如滚雷，头上有侦察机巡逻，连连闪光拍照，下面是响着哗哗激流的百丈深渊，有骡马失足陷入枕木之间的空当，动弹不得，嗷嗷乱叫。桥头，南进的部队一时拥塞，急。文娱表演快板，也无人欣赏。有的战友为确保安全，伏下身子扶着铁轨爬行。张崇岫却拉起我的手，激励大家勇敢往前走，喊着不要往脚下看，越看腿越软，还唱《阿里郎》小调舒缓气氛。过了桥，战友们又累又饿，还有点后怕，提不起。一位戴眼镜的宣传干事充好汉，嘲笑爬着过桥的战友，称自己眼睛不好也照样雄赳赳气昂昂的跨过铁轨桥，多么了不起！张崇岫便走到他的前面，一边同他拉呱儿，一边捉弄他：明明是平坦的面，却故意跳跃前进，让近视眼也跟着跳跃起舞；面前明明有个小弹坑，偏又装作平地般悄然移步前进，让近视眼跌个踉跄，还故作关心地回身搀扶他，嗔怪他为啥不“雄赳赳气昂昂”一点？于是队伍中荡起一阵阵笑声，大伙儿也就踏着笑声轻快前进了。
老张有一个蓝色的笔记本，沉甸甸的，时刻藏在挎包里，行军打仗也不离身。一有空，他便打开来写啊写，不知道写些什么，从表情看，既神秘又甜蜜。我感到十分稀奇，有好几回趁他不在，就偷看。我知道这个漂亮笔记本的来历，是一位女大学生送给志愿军的慰问品，机关管理员说这样的慰问品，应当送给有文化的人，便交到了老张手里。老张刚二十出头，正是情梦的时候，有了灵感，就写起情诗来，还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著名歌曲《喀秋莎》和《一条小细又长》。我生平头一回读情诗，读着读着，还真的陶醉了，心想文字实在神奇，竟可以表达出这样美丽的感情，能我对未来的幸福憧憬，也激发了我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偷看张崇岫的情诗习作，便是我后来文学道的发蒙之始。
朝鲜停战前后，张崇岫和我相继回国，他到济南军区任摄影组长，我到福州军区任摄影记者。一九五七年冬，我出差，应邀在济南下车到老张家做客。老张偕新婚妻子到火车站来迎接，在月台上当众拍了一下妻子的，得意地向我介绍：“你的新嫂嫂！”到家后的当晚，他就把新娘赶出新房，说要和战友重温战场友情，非要和我同睡一床彻夜聊天。在朝鲜前线的寒冬，他和我曾经同睡一个防空洞，上盖一件大衣，下垫一件大衣，并肩和衣而眠，用体温互相保暖。在前线，两人都曾被炮弹炸起的泥土掩埋过，也曾有与烈士同眠的经历。回忆往事，深感战斗情谊的珍贵。
炮击金门期间，老张又请缨奔赴福建前线，再次和我战斗在一起。“”时他虽已转业地方，也遭到冲击，作为省一级“委员会”的专案组，居然派出两名干部到福州找我，声称张崇岫成了“对象”，命我写旁证材料，他在朝鲜战地两度“临阵脱逃回国”。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尽管当时我也由“最可爱的人”变成了“最可恨的人”，处身，但是我仍写下：张崇岫两度回国都是执行上级布置的任务，他在朝鲜战场上荣获的军功章，足以证明他的勇敢无畏，绝不可能当逃兵。
世界著名的匈牙利籍美国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曾留下名言：“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炮火不够近。”他还说过：“机本身并不能战争，但机拍出的照片可以揭露战争，战争的发展。”其实，张崇岫的实践，恰好与卡帕的名言不谋而合。
张崇岫很早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作品屡屡获。在从事摄影报道的同时，也写诗写小说，又加入了作家协会，还发表过多部电影剧本，由他编剧的电影文学剧本《战地之星》，一九八三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成故事影片。张崇岫在安徽省电影家协会的领导岗位上离休后，依然豪情不减当年。当他身患癌症做过大手术后，进入八旬高龄之际，又一鼓作气写成并出版了反映朝鲜战争的长篇小说《英雄“ＣＨＩＮＡ丁”》。
张崇岫给予我的关爱和帮助，我将永远心存感激。在朝鲜战场，我俩合作编辑出版了画册《战斗在朝鲜》；还一同拍摄了《打击侵略者》的摄影作品，入选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大画册《中国》。这些，都成了战斗友谊的印记。有趣的是，我从少年进入暮年，几乎是踩着张崇岫的脚印走过来的。仰赖同一座熔炉，我也边学边干，由一个稚嫩小兵锻一名新闻记者，也立过战功，除了拍照和写作新闻稿，也文学和电影创作，加入了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张崇岫不仅是我的第一位人生老师，也是我的人生榜样。难怪有名言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我的第二位直接领导叫王纪荣，一九四四年参加新四军，历任华东军区部、二十四军《火线报》、《华东战士画报》摄影记者，参加了华东战场各大战役的采访报道。一九五三年春参加抗美援朝，接替张崇岫担任志愿军九兵团部摄影组长。王纪荣比张崇岫年长五岁，比我年长十一岁，性格温和，作风儒雅，善于体贴人，在我心目中是一位忠厚。
作为一名老兵，王纪荣富有戎马经验，在入朝参战之前，就已经研究过朝鲜战地的敌我形势，所以一到新岗位，很快就适应了。一个多月后，他就带着我一道上战场了。
我们的目的地非同寻常，是举世瞩目的上甘岭。此时的上甘岭，虽然已经结束了大规模的战役，但是战斗依旧在延续中。
要到达上甘岭的五九七点九主阵地，必须通过密集的炮火。王纪荣命令我不许同他靠得太近，两人要拉开距离，一人出事还有一人可以继续执行任务，也可以向部队报个信。王纪荣毅然走在前面。满山都是被炮弹和航弹反复犁过的松土，攀登极为困难。口渴难熬时，贪喝石缝中流出的细泉，带有呛鼻的尸臭。躲过阵阵炮击后，在接近第一道交通壕的时候，又一排大口径曲射炮弹带着啸声凌空落下，王纪荣迅速卧倒滚进一旁的弹坑中。硝烟散去，我不见了他的身影，狂呼着扑上前去。见他已被泥土半掩，身边有被炮弹炸起后坠落的尸骸，断骨中淌着墨绿色的腐液。
王纪荣脸色惨白，处于半休克状态，我想架起他上，他缓过神后喘息说，你架不动我，我没有伤着，是累的，歇一会儿就好，你快进交通壕，免得再来炮弹一块完。我拼命爬进交通壕，向哨兵通报了王纪荣虚脱在弹坑中的危情。哨兵立刻叫来两名战士，把他架上阵地，进入了坑道。他静静地躺了一会儿，喝过一大杯水，就露出笑容说：“没有三分三，哪敢上梁山！”
如果张崇岫以他的豪爽令我鼓舞，那么，王纪荣则是以他的诙谐让我沉着。在的战场上，豪爽能够激励斗志，而诙谐则能舒展胸怀，催化智慧。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朝鲜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据说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曾经指着朝鲜地图，对担任上甘岭地区防卫任务的十五军军长说：“五圣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失掉五圣山，我们将后退二百公里无险可守。你要记住，谁丢了五圣山，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
上甘岭战役，敌称“金化攻势”，代号为“摊牌作战”，发起于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四日。我军进行了异常激烈的坚守防御作战，至十一月二十五日结束，共持续了四十三个昼夜，寸土必争，牢牢地了中部战线的稳定。战役过程中，美军总射了一百九十万发炮弹，五千多枚航弹，志愿军也发射过四十多万发炮弹。随手抓把土，就可以找出弹片。在不足四平方公里的两个山头阵地上，敌我双方均投入了大批有生力量。我共毙伤俘敌二万五千余人，我军伤亡一万一千五百余人，大体相当于每平方公尺的土地上，先后倒下七个人。如此密集的伤亡比例，实为世界战争史上所罕见。整个上甘岭，已经被鲜血浸透。
第五次战役的时候，我曾随部队到过上甘岭，处处都是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此时的上甘岭，全部植被早已为炮火摧毁殆尽。五九七点九主阵地的山顶标高降低了三公尺，最初的第一层坑道变成了交通沟。当九兵团所属部队接替上甘岭防务后，像露天煤矿般层层叠叠漫山遍野的遗体，尚未清理完毕。朝鲜二三月间的山区，通常积雪还没有消尽，蛰虫未醒，而此时的上甘岭阵地，却成了红头苍蝇的繁殖场，一群群翻卷飞舞，有时简直像硝烟一般。气候开始转热，如果不抓紧清理阵地，一旦发生瘟疫，后果不堪设想，等于把万千烈士用生命换来的阵地白白送给敌人。清理阵地的办法完全出于无奈：凡是表面阵地上的敌人遗体，尽量搬到山冈的棱线南坡。美军为了运回自己人的遗体，还专门在南坡上辟了一条汽车便道；因腐烂而不便运输的，就浇上汽油焚烧。
第三天清晨，在敌人炮击间隙时，我目睹了一位上海籍文化教员处理烈士遗体的情景。他已经完成了二百六十多具烈士遗体的处理，立过二等功。在敌机敌炮昼夜轰击下，阵地上无处可以掩埋烈士，开头刚埋下就被炮弹和航弹重新炸出，。如果运向后方，通过敌机敌炮，为一具遗体有时得赔上两名战士的生命。后经上级批准，不得已采取唯一可行的办法：用背包带套住烈士双脚，集中拖进山坳，半上常有脑袋和手臂脱落，随后借助敌机敌炮轰炸翻出的松土滑落山坳，自动掩埋烈士。我问这位上海老乡：“执行这样的任务，心里怕不怕？”他说：“怕啥？都是亲人嘛。只是太特别，委屈了他们。”
一切为了坚守阵地，战士们对这样的场面早已见怪不怪。而对我这个新兵来说，却是头一次遇到心灵的严重。我睡觉的坑道支洞，是一位连部的文书好心让给我的，掀开一件旧大衣和一条防潮的狗皮毯子，就发现了一个烈士遗体的背脊。登上山顶的炮兵观察哨位，脚下软绵绵的，也是没有来得及处理的烈士遗体。在交通壕外的任何地方，几乎遍地都留着碎骨碎肉，每每见到一截，一片衣角，扒拉扒拉就是一个或几个遗体。一连好几天，我吃不下饭，光喝水，嚼一点压缩饼干。王纪荣早就看在眼里了，他悄声对我说：“看到烈士，就多想想自己肩上的责任。不吃饭，岂不等于向敌人缴械投降吗？”
话不多，却震撼。我很快适应了的阵地生活。每当敌人的炮兵校正机在空中盘旋，向地面目标扔下一颗颗红、黄、绿色的烟幕信号弹，炮击时，我还伏在交通壕边欣赏，觉得挺有趣。一天晚上，我登上山顶拍摄我炮兵夜袭敌阵的场面，那阵势引起敌人恐慌，以为我军要发起突然，各种火器同时向双方接壤的山谷中盲目狂射，曳光弹道布满夜空，照明弹和燃烧弹同时爆燃，煞是热闹。我在拍完照片回主坑道时，遇上敌炮还击，地面震动，不小心滑下山坡，如果滑到山脚就必死无疑，不被炸死也给松土。我便本能地张开双臂，想拉住一个树桩或石棱，结果拉住的是烈士的一只手臂，受惯性冲击，这只手臂让我从泥土中拔断，却我继续往山下滑落，及时救了我的命。照明弹下，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只手臂已经干枯发黑，手指上还套着五个木柄手榴弹的拉火环。
次日清晨，我特地约王纪荣一同到了这位烈士所在的。王纪荣庄严地向我下达“立正──”的口令，两人同时向烈士致了军礼。王纪荣又口吐妙语了，他说：“小边命好啊，关键时刻，烈士也伸手救了你一把。”
一天傍晚，正是敌炮射击间隙，连部通信员拉着我到一处清理阵地的现场，我见到刚出土的两名志愿军烈士，连着一挺轻机枪，一前一后倒在一起，前面的战士双肩扛着机枪腿，后面的战士握着机枪把，显然是在向山顶冲击时同时的，脸上都还保持着决死一战的怒容。
据清理阵地的战士告诉我说，经现场勘察，像黄继光一样用身体堵敌人碉堡射孔的英雄，光在五九七点九阵地上，就有七名之多。有的战士抱住敌人拉响手榴弹同归于尽，有的战士用不装刺刀的卡宾枪筒扎进了敌人的脑壳，可见当时战斗的激烈程度。遗憾的是这样的烈士在投入激战之前，为了保密需要，身上所有的部队番号和姓名都清除干净了，后也就成了真正的无名英雄。在烈士面前，我热血沸腾，却强忍着不落泪。心想来到这样的阵地上，懦夫也会变勇士。
当时，据守在五九七点九阵地的狙击能手张桃芳，已经创下单人单伤敌人八十一名的记录。消息发表后，有人怀疑说：狙击敌人怎么像拾麦穗一样容易啊？王纪荣说，历来打仗统计战绩，对阵双方都很难做到绝对准确，古时候战胜方先用斩首级计数，实在不方便，后来改用割左耳朵计数，也可能出差错，我们到实地看看就清楚了。
四月九日拂晓时分，王纪荣决定带我到前哨班去看个究竟，验证狙击实况，直接为张桃芳拍摄现场狙击照片。
在五九七点九阵地前哨班的狙击上，于上午十时零五分，目标正南方无名高地，张桃芳居高临下，瞄准一名上山的敌人，距离六百公尺，苏制莫辛·纳甘步枪，一发子弹予以击毙。我当即拍下了他创造毙伤敌人八十二名纪录时的形象。
敌方也有神枪手。同等的距离，我们的战士，也常常遭到敌方狙击手的射杀。就在一周前，和张桃芳同一个班的一名狙击手刚一探头，就被一颗子弹命中脑门，当场。狙击需要斗智斗勇，沉着冷静。张桃芳伏在一条石缝后面，久久地凝望远方捕捉战机。在他寻找目标时，我就在一旁，常有子弹落在我们背后的壕壁上，噼啪作响，溅起尘土。这一天，张桃芳共毙伤敌人四名，主阵地上有两个观察所同时给予登记。
有了现场所见，王纪荣和我都相信了狙击战果来得不假，也来得不易。张桃芳的战绩中，实际上也包含着战友们付出的生命代价。后来，张桃芳成了有名的狙击英雄，共毙伤敌人二百十四名，志愿军领导机关授予他二级英雄、特等功臣称号，朝鲜主义人民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他一级国旗勋章。
天黑后，王纪荣和我动身返回主阵地。主阵地南坡的交通壕早已被敌炮炸平，敌人随时用机枪与火炮进行着不规则的射击。这回王纪荣让我走在前面，嘱我翻过山梁后到连部坑道里等他。当我一跨进山梁上的交通壕，就急切地盼望着王纪荣的到来。等啊等，大约等了十分钟不见他的踪影，而枪炮声响得正紧。引颈望望，南坡上一片烟火。我想了想，不能干等，必须赶快向连领导报告，好派人寻找和救援。我跌跌滚滚地钻进主坑道，一定神，竟发现王纪荣正在烛光下啃馒头，还冲着我笑哩。他说：“我眼看着你的身影翻过了山梁，就放心了。敌人的炮火很猛烈，火光中我突然发现一个黑窟窿，想到是坑道火力点的射击孔，便钻了进来，抄近沿着垂直坑道摸到连指挥所，我啃完一个馒头就打算去接你，你就来了。好啊好啊，快趁热吃馒头。”
虚惊了一场过后，第二天却迎来实在的。中午十二时四十分，敌人因为连续遭到我狙击兵的袭击，调动两辆坦克抵近射击，进行疯狂报复，张桃芳的战友——副班长张余福和战士魏国清同时。只隔一夜，两位生龙活虎的狙击战士，就在我们眼前永远消失了。
王纪荣带我深入前哨狙击阵地采访，原是瞒着阵地领导的，因为阵地管理制度严格非本部队作战人员去前哨狙击阵地。王纪荣出于一名老记者的责任心，才决定来个先斩后奏，甚至斩而不奏。出了这一起严重事故后，事情也就瞒不住了。连长和先是表扬我们二人深入前沿采访，给部队带来鼓舞，接着又狠狠了我们二人“无组织无纪律”，“犯主义”，还要求我们不得向上级机关说起这件事，否则他们就要挨处分。王纪荣大包大揽，承担了全部责任。
硝烟弥漫的上甘岭五九七点九阵地，敌人称为“伤心岭”，而志愿军却称为“红山峰”。对志愿军来说，只因人人都有的气概，它不但不是，而像一座原子反应堆，充满着热和能，活力无穷，尽管差不多每天都有人或负伤，可是见不到叹息和哭泣，到处生机勃勃，有笑声有歌声。屯兵坑道布置成“文化室”，展览着来自祖国的慰问品和慰问信，每周六有战士们自编自演的文娱节目，四通八达的坑道构成地下长城，连接着整座大山的突出阵地。几条主要的交通壕都用炮弹箱的木板写上“”、“和平街”之类的响亮名称。阵地站在枪炮声的伴奏下，向阵前的敌人传递真理之声的同时，也向战友们播放动听的音乐，早上播《东方红》，晚上播《王大妈要和平》，还有西洋音乐和民歌民乐。
十多天之后，王纪荣转往炮兵部队采访，我因为还要采访冷炮射击活动，并等待小部队出击的报道，继续留在上甘岭，一留竟留了二十七天。
小部队出击是一次异常重要的任务，由师部侦察连连长带队，团参谋长坐镇指挥，主要目的是必须抓回活口，了解新换防敌军的情况。那天晚上，我参加了庄严的出征仪式，半夜结束战斗，在报告歼灭敌人两个加强班并捕获两名俘虏的同时，带队的侦察连长却不幸在凯旋上，遗体被战友们背了回来……
在离开上甘岭之前，我完全习惯了与战士们一样的生活，战士们也把我当成真正的战友，写家信写情书也求我帮忙，还把美军避弹衣的尼龙瓦和缴获的照片送给我作纪念。让我感到不舒服的只是身上长满虱子，阵地上的清水是徒步运输员用和生命换来的，没法洗脸洗澡洗衣。回到机关，脖子上的污垢能像锅巴似的揭下，脱下棉衣时，还发现棉絮中带回了两块炮弹片。王纪荣还特地为我拍了一张照片，有意拍下衣袖上钻进弹片的破口，说是有点纪念意义。
王纪荣真像一个善解人意的大哥哥。他知道我在奔赴上甘岭时，身上藏着一份申请书，希望党组织我，如果在战场上，请求追认我为员。王纪荣竟用调侃的口气对我说：“现在不是刘胡兰的时候了，不到十八周岁不能，你就是了，顶多追认你为优秀青年团员，也不会追认你为员的。趁活着好好干吧，动不动想到死多没劲啊！”我当时挺泄气，暗中埋怨老王不理解我追求进步的积极性。不料回到后方，兵团部机关党委就收到驻上甘岭部队党支部的一封报功信，偏偏只为我一人报功，我心里就有点数了，肯定是王纪荣在我背后出的主意。我问他，他就狡黠地笑了，他说：“首先是你真的有功可报，不是假的。连长和都要我回机关后给你报功，我说我报功没有力，还是你们直接报吧。你不是想，要求党你吗？这个报功信也就是一份证明书啊！”
要感谢老战士王纪荣引领我到了五圣山下的这一块上甘岭圣地，无异于指导我进行了一次战地采访的强化训练，更了一次灵魂的洗礼。这以后，我觉得自己长大了，可以执行任务了。随即，我就单独深入到激战中的丁字山阵地，又参加了高炮对空作战和坦克部队袭击敌阵的现场采访，又参加了最后促成和谈签字的夏季反击战全过程，登上了刚占领的注字洞南山阵地。除了拍摄照片，也开始写作战地通讯。有了上甘岭的二十七天，我才体生命的易凋和捐躯的价值所在，也懂得了什么叫战士，什么叫战地记者的应有品格。从此，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险坎坷，我都有点儿等闲视之的心理准备了。
我的第三位直接领导是一位女兵，一九二九年出生于江苏南通市的名医世家，在南通女子师范读书的时候，就是一名抗日救亡活动的积极，一九四五年刚满十六岁就毅然参加新四军，第二年担任了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美术画的记者。她原名范秀玉，一位“生不用为稻粱谋”的千金小姐，却有心要摆脱闺阁味，追求开阔的大海气派，从此改名肖海。她长得端庄秀丽，偏要剪成短发，扮成男儿相，不是标新立异，纯粹是为了适应战地记者的职业需要。
一九四九年，肖海调任第三野战军解放军十兵团二十九军《战线报》摄影记者，后任第十兵团前线分社摄影记者，一参加了淮海、渡江、福州等战役和解放沿海岛屿的战斗采访报道，多次立功受，新中国成立后任福州军区部摄影组长。在不寻常的烽火岁月中，她始终一身戎装，把短发罩进军帽，以标准战斗员的姿态，活跃在作战部队中。她不倦地奔波采访，紧随部队跨进福建到解放厦门，到东山岛战斗，足迹遍布八闽大地；从部队进军、剿匪、百姓支前、民兵配合作战等等，拍摄了大量珍贵照片。这位飒爽英姿的巾帼战地记者，受到了福建前线部队官兵们的交口赞扬，有人还称她为“战地之花”。
一九五四年春，我从朝鲜战场轮换回国，暂时定位在南京军区文化部，轮换对象所在单位是上海市警备区，按照“哪里出哪里进”的常例，即将前往上海报到。此时，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正“”，刚于半年前调集一万三千余精锐兵力窜犯东山岛，被我，心犹不甘，在东南沿海地区加剧。无论在天空，在陆地，在海面，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战斗时常发生。福州军区隶属于南京军区，恰在此时，肖海专程奔赴南京，向上级机关要求增派摄影记者。我从朝鲜战场归来，有点战地采访经验，顺理成章地被肖海带到了福州。
我刚到福州之初，肖海就在办公桌上摊开一幅大地图，像个军事指挥员似的向我介绍福建沿海的情况。同时还给我宣传了一番闽南的风土人情，说大海多么雄伟，水果多么香甜，侨乡的建筑多么别致，渔民们多么豪放热情，等等，那种美滋滋的神情，就像在夸赞自己的家乡，引起了我对南国风貌的无限向往。
这次炮战的意义，在于反对美蒋策划“共同防御条约”，美国中国内政。当年九月三日下午二时零五分，从围头湾到厦门东岸的一百五十门大炮同时开火，延续一小时五十分钟，千万发炮弹准确地落到大小金门与周围小岛的蒋军阵地和停泊在金门港内的舰艇上。随后，又在两个多月时间中进行了不同规模的七十余次炮击，毙伤蒋军近千人，摧毁大批军事设施，沉重打击了在美国支持下的疯狂气焰，是对蒋介石调集精锐兵力袭击东山岛的惩罚，同时也向美国显示了我神圣主权的坚强决心。
南国的九月天，依旧骄阳似火，炎热难当。每逢我由前线临时赶回福州处理完，准备再度出发的时候，肖海就会替我准备好常用的防暑药品，还有痱子粉和防蚊油，不由分说地塞进我的挎包。这就不由得让我想起姐姐边水霞。在朝鲜结束第五次战役之初，九兵团机关在咸镜南道休整，十九岁的姐姐供职于兵团后勤部，专程到部驻地来看我，一大早上，冒着敌机的空中和袭击的，独个儿走三十多里，给我带来她刚刚领到的一份慰问品：一罐麦乳精和一块肥皂，塞到我的怀中，没顾得上吃中饭就急着赶回原单位。姐姐在朝鲜战场表现出色，勇敢坚强，工作勤奋，曾经立过三次功。她这次专程来看我，说的话并不多，反复念叨了几遍的一句话便是：“咱可不能给志愿军！”我的领导和同事们都十分惊讶，叹说这样勇敢又会疼爱弟弟的好姐姐，真了不起！肖海岂不也像我的姐姐吗？在战争中的女性，确实有着男性所不可替代的魅力。
在我赴闽南参加炮战采访前，肖海曾经几次提示我：要注意晋江县围头的情况，因为那里的地势很特殊，它位于整个炮兵战区的最北端，是离大金门最近的地方。揳入东海的围头半岛，随时都有可能与金门爆发激战。当时，围头不是主要战场，炮群数量也不多。为了未雨绸缪，众多的战地记者也和肖海有着同样的判断，都要到围头去看看，预先熟悉一下当地的。
我同炮兵部队的摄影记者陈台辉从厦门出发，一道抵达了围头。此时围头无战事，炮兵们的弹粮已经备足，工事已经加固，正严阵以待。围头是个有名的侨乡，所见的情景与肖海的描绘完全吻合。侨胞的住宅建筑多带有鲜明的南洋风格，红砖平顶，阳台宽敞，展示一种乐于迎接阳光怀抱海风的气韵，相当雅致。此时，村民们的生活大体还是正常的，除了渔船暂停远海作业，补渔网晒鱼干讨小海和其他田间农活照干不误。村校中书声琅琅，庭院中传出委婉的南曲旋律，姑娘们依旧赤着双脚，穿着花衣裹着彩色头巾，播撒着欢歌笑语，孩子们在海滩上拾取彩贝，好客的主人还让我俩品尝了美味的特产海鲜。第二天，我俩兴致盎然地起了个大早，登上山顶看日出。清新的晨风徐徐吹来，带着沁脾的凉爽。旭日冉冉升起于海平线，透过云层，洒下万道。整个围头角都是赭红色的，一株株俗称“火树”的凤凰木正开着鲜花，像燃烧的火炬。灵巧的海鸥成群结队翱翔啼鸣，大海湛蓝湛蓝，月亮湾的洁白沙滩像一弯落在海滨的巨大新月，美不胜收。同我一道在朝鲜战场经历过炮火硝烟的陈台辉感慨地说，这哪里像是战场啊，分明是个赏景避暑的胜地嘛！
第一次围头湾之行，给我留下满怀的愉悦，印象中的围头湾只是个美丽的海湾，和平的海湾，压根儿没有肖海大姐所预想的战场气氛。
第二年，福建前线的炮声尚未静息，全军开始了正规化建设，大批女兵退出现役，我的姐姐边水霞转业下地方，肖海也服从组织决定，脱下军装到福建日工作，后来当选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继又当选福建省摄影家协会副兼秘书长。
福建日和我工作的部队机关，同在一座城市，相隔只有几条马，我与肖海仍旧干的同样工作，肖海继续给我以鼓励和关怀。在我的心目中，她依旧是我的好领导和大姐姐。使我永远的是，她曾经在我低谷的不幸中，向我伸出了的援手。
一九五八年春，全国规模的整风“反右”运动进入扫尾阶段，在“补课”时，我突然被定为“中右”，与“”同罪同罚，团籍，取消预备资格，清洗出部队，发配北大荒。在办理转业手续时，一位初次见面的转业队目光严峻地盯着我，连连拍打着我的档案袋，用恨铁不成钢的口气训诫说：“从你的履历看，可以说是吃党的奶长大的，立过功受过，怎么也跟一鼻孔？还敢党和人民军队！你昏了头了你！北大荒天寒地冻，就到那边去吧！”
几句话，犹如，把我震呆了，眼泪哗哗地淌了下来。我在不足十五周岁的时候就由姐姐带进部队，一帆风顺，无法想象会受到这样的委屈。我感到疾首，心想要是肖海在我身边，断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从档案袋中抽出一份文件摊到我面前说，支部结论第一条就明明白白写着，党委盖了章的，还会错吗？我解释说，去年夏天我在前线采访，上级通知我回机关参加整风，我汇报过一个真实情况：有个侦察连长下海投敌，被民兵捉回后了，我骂过这个连长“混蛋”、“”，这哪能说我是党和人民军队呢？沉吟片刻说，真要是这样，结论关系着你的一生，倒应当争取搞搞清楚才好。他又说，“中右”属于。去北大荒的人很快就要集合出发，你得抓紧时间找领导谈谈，一到北大荒，恐怕就难办了。
按常规，结论必须由本人过目并签字才能生效，可是在反常的岁月中，一切都可以违反常规。感谢这位素昧平生的善意提醒，我必须及时。可惜我的第一介绍人季音于一年前抽调到总政工作，便急忙找另一位介绍人肖尔加，肖尔加是军区文化部副部长兼支部，可惜他正在养病，根本没有参与对我的问题讨论处理。肖尔加劝我去找文化部长兼部党委委员蒋峻基。蒋一脸的苦涩，我知道他原是部整风办公室副主任，就为了在反右时竭力属下，“思想右倾”，被“搬石头”撤销了整风领导职务。他无奈地说，一时要改变组织结论是很难的，这样吧，我想想办法让你就地转业，便于日后争取复议。
当时我才二十二岁，曾经引为自豪的一切荣誉扫地以尽，初恋伊始的一位美丽姑娘也因此与我分手。就在之前，我还因炮战中的勇敢表现立过战功，受到大军区部的通令嘉，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怎么一眨眼就会变成“”异类呢，我实在想不通。就在这次中，就在同一部门，我的一位享有模范称号的战友，不甘萁豆相煎，同时两枚反坦克手榴弹，把自己炸得。他的母亲是军属模范，随之抑郁而死，妻子是劳动模范，新婚伊始便成了新寡。另一位经历过中地下斗争严峻的挚友，无法承受的，端坐床上，用锋利的剃须刀片在后颈上猛旋半个圈，顿时切断动脉血管，鲜血喷红了整顶蚊帐……面对的现实，我寝食不安，，一度也在脑子里闪过轻生的念头。处在危难时刻，蒋峻基的一个电话，竟给我带来了希望。
蒋峻基的电话，正是打给先前转业到福建日的老部下肖海的。他算是找对了人。肖海原本就是我的直接上级，这位早年参加新四军的大姐姐当然了解我的一切。肖海依然保持着风风火火的战地记者习性，便急匆匆地直接求助军区部主任廖海光将军。对于一个多次立功受的年轻记者来说，就像处身在悬崖边缘，这便是一个抢救行动，片刻都不能迟缓。凭肖海的一番坦率陈述，果然使廖海光将军受了，终于破例收回成命，答应将我就地转业。随即，肖海又向福建日党委提出申请，要求将我安置到工作。福建日报是福建省委机关报，属于机要单位，用人要求非常严格，经过领导慎重研究后作出决定，竟立刻将我调进福建日，有幸使我得以继续从事自己热爱的新闻专业。干部调动，本来是一个程序严谨手续烦琐的过程，可是在不到一个月时间中，竟干脆利索地把我的事情全都办妥了。这样的效率，如果没有肖海大姐的满腔热忱和敢于负责的崇高，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这个过程，让我实实在在地体验到了一份特殊的关爱，这份关爱不违党性更具人性，饱和着我们伟大民族的传统美德，比特定时期的特定政策更富有力量，也更值得珍惜。
我感激肖海，也感激蒋峻基。当我再次求见蒋峻基表达谢意的同时，又诉说了对的“”结论的费解。他不便多说什么，只劝我把这个问题当作人生的一大，在日后的工作中来证明自己。还说只有这样，才是对同情和帮助我的老战士们的最好。
当我渴望着和证明自己的时候，“八二三”的炮声响了。于是，我又有了第二次围头半岛之行。这好似一种默契，就因为肖海曾经提示我要重视围头半岛，那里正有着我所需要的力量。
“八二三”炮击金门，比“九三”炮击金门的规模要大得多，意义也更为深远，就是要检验并挑战美蒋双方业已签订生效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重申不容外来我国内政的神圣意志。我能在炮火中证明自己爱国爱党爱人民军队，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我积极申请上前线。到了炮战指挥部所在的厦门岛，登云顶岩观察所，用高倍率望远镜观察大小金门岛，与众多的战友与同行们相聚一起，心胸顿时开阔了起来。我在笔记本上写下励志诗：“卸戎装，尤为兵，敢迎风暴，不畏斗猛鲸。”在厦门前沿何厝炮兵阵地采访时，我晕倒在战壕里，被送进野战医院，确诊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医生为我开了病况诊断书，嘱我下火线休养。我好不容易来到前线，哪里肯依。几天后症状缓解，便又上了战场。当炮战的过去之后，领导通知我返回福州参加“”的采访报道。而这时候同行间都在谈论围头半岛的激烈战况，谈论着围头的英雄炮手安业民和优秀民兵的事迹。此时的围头，果然了肖海的预料，已成了炮击金门的主战场和举国瞩目的一个焦点。于是我下定决心，要在离开火线之前再去一次围头。
踏进围头村，举目四顾，同我四年前所见的情景已截然不同了，到处都是断垣残壁，到处可以看到大小不同的弹坑，被炮弹摧折的树枝倒悬着，屋顶不见炊烟，里巷不闻喧闹，除了基干民兵，所有村民已经转移后方。此时，台风已开始登陆，海面一片迷蒙，双方都停止了炮击，村里村外显得静悄悄的，有一种悲凉的气氛。可是当我一跨进炮阵地，完全是另外一番光景。炮手和民兵们处在一起，光着脊梁，难分你我，运炮弹、修工事、伪装阵地，挥汗如雨，互相激励鼓劲，忙得热火朝天。
我访问了围头西线的海岸炮阵地，其中的一号炮位，这就是英雄安业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回忆起第一天的激战，战友们神情亢奋，眼中却闪起泪花。那一天的头一个齐射，围头的岸炮就直接命中停泊在金门料罗湾的“台生号”运输舰，黑烟冲天而起。金门炮兵疯狂还击，一发炮弹在一号炮位上空爆炸，堆放在火炮后侧的弹药包燃起熊熊烈火，旁边还有数百颗弹头，着整个阵地的安全。担任瞄准手的共青团员安业民，爱学文化，又喜爱孩子，兼任着围头小学的少先队校外员，平时看上去文质彬彬的，谁知到了火石交迸的关键时刻，尽显了钢铁战士的本色。他不顾火舌烧着了衣服，烧伤了脊背和胳臂，不吭一声，依旧坚守战位，机敏地把炮身转回隐蔽壕中，才跳下炮盘，滚灭身上的火焰，和大家一同扑灭弹药包上的烈火，又再次登上炮位，准确地完成指挥员下达的每一个战斗口令，直至炮战结束，昏迷在战位上。这时候，他的衣服冒着焦烟，身上流着血水，双眼肿成两条细缝，三度烧伤高达百分之六十面积。几乎难以想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竟能熬着的剧痛，顽强地战斗四十分钟，创造了生命的奇迹。送进医院后，他发着高烧，不清，可是潜意识中还在战斗，不时复诵着战斗口令，只好含着眼泪在他耳边小声说：“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上级命令你好好休息。”人们为安业民的英雄事迹不已，无不希望留住他的宝贵生命，治疗需要鲜血，志愿输血者的队伍排了几里长。不幸的是，这位年仅二十一岁的英俊小伙子，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而过早地告别了他美丽的青春。
就在西线岸炮阵地上，我还见到了被人们称为“战地小老虎”的小民兵洪建才，那时他才十六岁，身体瘦小，脸膛黝黑，见了生人还有些腼腆。我拉住他想说说话，他正忙着帮炮兵修整工事，左顾右盼地心不在焉。据陪同我采访的军官介绍说，小洪自身的体重只有八十多斤，激战的时候却能扛起两发七十来斤重的大炮弹，虎虎生风地穿梭在硝烟烈火中，无所。安业民烧伤昏倒，就是小洪将他背下战位的。八月二十五日的夜战中，一位岸炮装填手负伤，小洪还主动替代炮手装填药包，让大炮不失战机地怒吼不止。小洪曾经两次荣立二等功，后来还当选为全国民兵代表大会代表，接过了围头民兵营长的重任……
围头和围头人，给我的激励是极其强烈的。围头炮战的性固然不能与我所见过的上甘岭战场相比，但是，中国人民为而战的大无畏，却完全相通并无处不在。在这种面前，我的一点波折又算得了什么呢？回到福州，我特地向肖海报告了第二次到围头半岛的经过，虽然因为台风袭击，没有拍到什么照片，而在心中却有一种如沐春风般的爽快。这种上的收获，使肖海也感到意外，更为我感到高兴。
回到福州不久，领导考虑到我的健康状况，让我离开摄影记者岗位，改任《海潮》副刊的文学编辑。肖海又配合人事干部，同我原来所在部队机关联系，为我作出了第一次结论的甄别，将敌我性质的“言论”改为“错误言论”，恢复了我的共青团员身份，减轻了我的压力。受安业民事迹的影响，我也成了福州市实验小学的少先队优秀校外员，应邀参加省直机关的表彰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
恰在此时，一位处处关心我的军区老战士乔恒业从出差回来，给我带来一条新闻线索：他在前遇到一群可爱的少先队员，积极做好事不留名，只称他们都是少先队“安业民工作组”的。孩子们还给安业民的战友寄了糖果和慰问信，表达对炮兵战士们的和思念。他们决心要按照校外员安业民叔叔的要求，人人争做优秀少先队员。乔说我是从安业民战斗过的海防前线来的呀，对解放军也要保密吗？发起人之一的尹泽华，一个才十二岁的小姑娘，征得伙伴的同意，就向乔叔叔讲出他们都是史家胡同小学的同学，不但为乔留下了通讯处，还送他一帧集体照。乔恒业把他们的通讯处和照片交给我，在《海潮》上发表相关报道。我立刻其事地写信向尹泽华组稿，她同小伙伴们商量定了，寄来了一组“安业民工作组”的《红领巾日记》，配上照片在《海潮》副刊上出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收到许多小读者的来信，纷纷表示也要像“安业民工作组”的少先队员们一样，努力学习，做安业民式的人。后来，“安业民工作组”发展壮大，成了“安业民中队”。尹泽华尚未成年就申请参军，成了一名女战士，复员后又当上了中国儿童的编辑，把实践和传承安业民作为自己的终生抱负。另一位发起人叫卢勤，也是与尹泽华同龄的小姑娘，也在安业民的下发愤努力，进入中国少年工作，当上了著名栏目“知心姐姐”的主持人，被广大少年儿童及父母称为“知心姐姐”，后来又担任了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的副总编、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同尹泽华一样，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关心儿童健康成长的圣洁事业。
我想，这也是围头和围头人的力，它已辐射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身上。当年，我是带着朝圣般的虔情，迎着台风，结束第二次围头巡礼的。从此，在我的心目中，围头就是一个坐标，一种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了我的心灵港湾，人生驿站。感谢肖海的提示，感谢围头，曾经为我这一叶困惑的孤帆加水加油加力，策励我振作登上续航的程。而今天的围头湾，也已拂尽硝烟跨进了的门槛，成了海峡两岸民间“三通”的先行者。随着五万吨级集装箱码头的建成，十万吨级的巨型码头又开始筹建，五星级大酒店也已经破土动工。当初一个小小的渔村，一举跃升为对台贸易的重要港口、国家对外通商的一类口岸和海滨旅游胜地。
通过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战地记者的职业优越性，在采访英雄的同时，也为自己提供了学习英雄战胜的大好机会。而肖海大姐，不愧为我的一个特殊阶段的人兼引人。
季音又名纪因，一九二六年生于江苏如东县，一九四二年参加。因为写得一手好字，先当缮写员，后当文化教员，一九四七年在华东野战军七纵队任文艺干事，从自学摄影开始，跟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当年就曾拍摄《华东战斗英雄模范丁在火线转运伤员》的珍贵镜头，发表后获得广泛好评。部队南下福建后，他就由业余摄影爱好者变成了一名正式的摄影记者。
季音的好学敬业是有名的。他不抽烟不喝酒，省下津贴费就用来买书。当时出版的鲁迅著作，几乎都买来读了个遍，连说话写信都带上了鲁迅的文采，加上他平时不苟言笑，讲究风度，因此还得了个“季秀才”的雅号。他对摄影的执著，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人像摄影更有特殊的研究。他要求我也不断学习摄影技巧，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想当好摄影记者，除了技术，还有艺术，要学的东西很多很多。他对暗房工艺也钻研得十分精细，一进入暗房，就像科学家进入实验室一般专注。他出门总是机不离身，随时随地观察和寻觅有意义的场面。他甘于寂寞，远离浮躁和喧嚣；他大自然，贴近老百姓，山水风光和民情民俗，节假日也爱独自徜徉田野和村落间。正因为这样，他的作品中，既有气势磅礴的军容军威，也有旖旎多彩的自然景色和淳厚朴实的乡间画面。他的摄影作品别具一格，细腻不俗，于平淡中见。这正是他从一名称职的摄影记者进而成为一名优秀摄影艺术家的必由之。迈入晚年的季音依然创作不辍，宝刀不老，生活之树常青，艺术之花常开。逢年过节，他送给我的贺卡，都是用自己的摄影作品制作而成的佳品，令人赏心悦目又倍感亲切。
季音有一个遗憾：听觉不好。常会有朋友探问他：你的耳朵是怎么失灵的？我也曾经好几次当面问过，季音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我又问过他的一位抗日老战友。这位老战友说：我也不清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不是先天性的，否则不可能参军，估计有两种可能：一是在战场上给炮弹震聋的，二是医疗事故。这位老同志又说：季音有个特点，不爱谈自己的往事，无论是光荣历史，还是不愉快的事，都不愿意谈，既然他不愿意谈耳朵失灵的事，以后就别问了。
听觉不好，对一位战地记者来说，无疑是很大的不便。可是季音偏要知难而进。福建前线的两度大规模炮战期间，总政文化部和福州军区文化部联合成立了一个“海防报道组”，由季音任组长，把来自解放军画、解放军报、南京军区文化部、济南军区文化部和海军、空军等单位的摄影记者临时组织在一起，分工协调，集中有序地开展工作。海防报道组还有权对国内各报刊直接发稿，任务很重。领导对季音说，你耳朵不好，还是坐镇福州，多做点组织通联工作吧。他却认为组织通联工作也可以在前线做，身为一名战地记者不上前线，对不起自己的职责，也会失去组织通联工作的发言权，所以他不愿意待在省城的机关里，要和战友们一道上前线进行战场采访。
有一段时间，季音把海防报道组的工作地点，干脆设到了炮战指挥机关所在的前线城市厦门，他的主要精力也投入到了实战采访中。他不避炮火，同战友们并肩携手，不断深入到激战中的一线阵地，穿梭在滚滚的炮火硝烟中，拍摄了大量现场炮战、海军护航护渔和民兵支前的场面。有一次在厦门前屿阵地采访时，敌炮还击，他一时听不清炮弹飞来的啸声，被另一位记者迅速拉着他一同滚进交通壕，一发炮弹恰好落在他原来的，逃过了一劫。
福建的海岸线处处吸引着季音的目光。有一次，他单独去三都澳海军采访，不小心迷了，踏进一个机要单位的防地。年轻天真的哨兵把他的助听器当作“微型机”，不由分说地将他当作扣了起来。记者证可以伪造，当然不能完全取信于前线官兵。也是他活该倒霉，恰恰此时助听器的电力耗尽，不便正常交流。当指挥员审问他的时候，他只好用笔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工作单位和证明人姓名。于是查证电话便直接打到了福州军区文化部，接电话的是文艺科长肖伦，连忙告诉对方：季音可是一位有名的军事记者，新四军的老同志了，他的耳朵有毛病，还战地采访，你们一定要好好他，安排他的住宿，帮他买好车票，他顺利返回福州。
回到福州，同事们跟“季秀才”逗乐，问他当“特嫌”的感觉怎么样，他依然不愿详谈不愉快的事，故作潇洒地莞尔道：“一点小误会。”
季音善于团结各单位记者和业余摄影爱好者，处理认真高效，文字说明写得字字珠玑，深得同行们的信任和赞誉。为此，在炮战间隙的一九五六年，被解放军画借调赴京，担任画图片的编辑通联工作，一去就是几年。在这个阶段，他继续关心福建前线的摄影报道工作，与临时代理海防报道组长的我，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还指导并配合我完成了摄影专集《海防前线》的编审出版工作，最终顺利地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待他返回福州军区文化部后，继续奔波采访，作品广为发表和参加展出，屡屡获。他又单独完成了另一本摄影专集《福建前线》的编辑出版。他勤勉劳作，硕果累累，随即众望所归，当选为福建省摄影家协会副。转业故乡南通后，又当选为南通市文联副，兼任南通市摄影家协会。从离休至今，又担任了南通市摄影家协会的名誉。近八百万人口的南通市，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素享“小上海”称号，正日新月异，欣欣向荣，为季音的摄影创作提供了宽广的用武之地。
季音是我的第一介绍人，对我的关心从到生活，无微不至。无论是在一起或者分别的日子里，他都常常给我买书，送我各种学习资料，同我交流创作，对我的错误缺点，敢于，对我的成绩优点，也敢于夸赞肯定。记得一九五六年夏天，我在获得军区通令嘉并立战功之前，他受组织委托撰拟申报材料，写出草稿向我本人征求意见，其中写到我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还积极从事文艺创作和文字报道，认定这是出于对祖国对人民军队的由衷热爱，乐意多作贡献的表现。这一叙述后来被颁机关所认同，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励，因为在一段时间中我连续发表诗歌、新闻作品，还有歌曲获，有一种认为这是“不务正业”和“好高骛远”，给我的心理造成沉重的压力。组织的理解和支持，成了我毕生的创作源泉和推动力。有赖于季音的悉心扶持，我于一九五七年加入了中国摄影家协会，季音又是我的入会介绍人之一。季音与我合作的摄影作品《祖国领空不容》，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制作成大幅招贴画，象征了我们之间的战斗友谊。
“”中，我一度逍遥，但预感到难逃厄运。业已转业到南通的季音得知我的困惑，立刻来信诚邀我去南通“散散心”。同他一家人相处一起，温馨之感浸润肺腑。季音还带我登上奇峰突起的狼山，踏进望江亭，看大江东去。面前是浩渺的波涛，水天一色，风光绮丽，胸襟顿时开阔了许多。季音不需要多说什么，一切尽在不言中。没有曲折起伏不成江河，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无法老上级的一片深意，和感激使我忍不住热泪盈眶。正是这样潜移默化的力量传输，使我胜利度过了七年半失去的非常岁月。
季音的婚姻大事带有一点传奇色彩。我作为知情人，从来不把此事看做是个人“隐私”，因为它，闪光，所以我觉得有足够的理由公诸同好。
耳朵失聪，对一位未婚男子来说，肯定是求偶的障碍。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过了“三十而立”的年纪还没有成家，就会被划入“老”行列，遭人或。季音的身边其实不乏年轻姑娘，因为他为人坦诚随和，知识渊博，照片拍得好，姑娘们都希望他多多为自己拍摄亮丽玉照，乐意跟他接近。可是一当有人要为季音撮合婚娶事，姑娘们就会逃之夭夭。那时，军区机关有一位女放映员，性格开朗，常常求季音。一次在食堂用餐，季音的老战友就单刀直入地对女放映员说：“干脆嫁给季音吧，一年四季都能给你拍出照来，多好！”女放映员倒也快人快语，回答说：“季音好是好，戴个助听器，怎么跟他谈恋爱啊？”好在季音不在场，没有通过助听器把这话传进他的耳朵里，少了一分刺激。可是季音的朋友们听了，更加为他的婚姻大事着急。我也为他着急，不过自己还是个“青果”，一时插不上话，使不上劲。
季音借调到解放军画后，有一段时间被派往上海，在驻沪的陆海空部队中组稿并发展通讯员队伍，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一位上海姑娘小叶。小叶刚满十八岁，美丽又大方，待人真诚，好学上进。季音暗中喜欢她，却始终不敢触及主题。小叶的爸爸是一位参加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老职工，关心天下大事，跟季音很谈得来，小叶的妈妈也把他当作小叶的大哥哥看待，小叶的姐姐在家养病，也说季音心地善良，有学问。全家人同季音都相处得亲密无间。季音回到后，一直同小叶保持着通信联系。不料，渐渐地，小叶的回信越来越少，季音开始郁闷了。
为编辑《海防前线》画册，我到解放军画收集。解放军画是全事图片的汇集中心。为工作方便，季音不让我住招待所，要我住进他的单人宿舍。白天，他就帮我一起翻资料，选作品，抄说明，画版面，或陪我一同拜访作者，向有关方面征询意见；晚上，他就生好煤炉，沏上一壶清茶，和我促膝谈心，其乐融融。这时我才发现，他对小叶的爱与日俱增了，又感到难以弥合双方条件的差距，始终不敢，又不舍得放弃期望，正陷入一种悲苦尴尬的窘境中。他向我诉说心事，无非为了愁绪，丝毫没有想要我帮忙的意思，他知道我也根本帮不上这样的忙。而我偏偏萌生了一个想帮忙的念头。我告诉季音，回福州的时候，我准备到上海打个弯，去东海舰队文化部补充几幅海军照片，充实《海防前线》画册，你有什么事要我在上海办，请吩咐。季音说想给小叶订一份《中国青年》，托你把订单交给她，什么话也不用说。我答应后，踌躇良久，决定给小叶写一封信，准备在信中如实传达季音深藏的心思。这封信必须及早在付邮，以便等我一到上海，就可以得知小叶的反应，看看这一段姻缘到底有没有延续发展的可能。
我严密地瞒着季音，悄悄地写好了信。我清楚地记得这封信中开头的几句话：“小叶：我是季音的老部下，我不能不诚实地告诉你：季音一直在爱着你，深深地爱着你。”接下去还有一句在今天听来也会是相当“雷人”的惊人之语：“在我心目中，季音始终是我的好哥哥，也是一位的好干部、好，我相信，只要你爱他，也一定能成为你的好丈夫。”
写完信，贴好邮票，几次过邮筒都不敢把信塞进那个像个怪兽嘴巴似的黑窟窿，总觉得这信写得实在太唐突，如果小叶一摇头，她同季音的联系可能从此完全断绝；我斗胆试作伐柯人，如果把季音心中珍藏的一点爱的火苗都伐灭了，于心何忍？我的面子也没处搁啊！
临近出发的日子，这封信不寄不行了。这一天偏巧同季音一道上街，我在一个邮筒旁边徘徊良久，终于下定决心从口袋里掏出信，匆匆塞向邮筒口。季音本来就对我的举止有点犯疑，一把我的手臂，等信件落进邮筒之前的一瞬间，就瞥见了信封上的名字。他不动声色，我也没有解释什么。心想，也许大哥哥以为我在挖他的墙脚哩，管他的！
到了上海的第二天一大早，小叶就提前来到我下榻的招待所。听到叩门声，原以为是服务员，便穿着裤衩钻出被窝去开门，迎来的竟是小叶姑娘，只好缩回被窝同她对话。我还是头一回见到小叶，比我想象中还要漂亮，只是，脸色异常苍白，显然一夜没有睡好。我的心怦怦乱跳，悔不该写那封吓人的信，把一位天真少女成这般模样！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口，不知道该怎么说。倒是小叶先开口了，她说：“你的信我昨天才收到，才知道季音大哥的心意。你的话我一定会好好考虑的。其实我们全家人都觉得季音是。我妈妈有顾虑，担心的也不光是季音年纪大耳朵不好，还因为我姐姐病重活不久，不希望我嫁到外地去……”
的话题开了头，交流就容易了。小叶还坦率地告诉我说：“妈妈早就猜到我会喜欢上季音，妈妈认得季音的字迹，一直把季音的来信偷偷藏起来，直到昨天接到你的信以后，我给全家人读了一遍，妈妈才哭着掀开床垫，取出了季音写给我的二十七封信，一封都没有拆过。妈妈没有把这些信毁掉，说明她对我还是尊重的，对季音也是有感情的，只是拿不定主意。”说完了这些话，小叶取走了《中国青年》的订单，就告辞了。出门前又含泪安慰我：“我会给季音大哥回信的，请你放心！”
岂止是放心，我觉得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为季音的痴情，为小叶和她一家人的善良，我祝祷天从人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从此以后，季音和小叶很快坠入爱河。也有小小的曲折。后来小叶被安徽省某市体委招聘为排球队员，也许一时不能适应新，训练又紧张，小叶给季音的信突然中断了。恋爱中的男女都会神经过敏，季音自然不例外。当我问起“情”况的时候，他隐约地流露了一点悲观情绪说：怕是没希望了！我十分，决定立刻为他搬救兵。此时，我的第一个顶头张崇岫刚好转业到安徽日当摄影组长。记者职业赋予他助人为乐的优越条件，他很快找到小叶所在的体委领导，直接了解情况。这位领导也是转业军人，十分爽快，告诉他说：上海姑娘小叶一到排球队就成了红人，不光因为长得漂亮，还聪明，作风正派，又肯勤学苦练，球艺长进得很快，有不少小伙子在追她，她想躲都躲不掉，领导想挡也挡不住。张崇岫忙说：这可不得了，非挡住不行。小叶的未婚夫是海防前线的军事记者，哪个愣头青胆敢追求小叶，是要以“军婚”罪论处的啊！
其实当时的季音和小叶并没有订过婚，还称不上未婚夫妻。“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也是正常现象，更谈不上违法。这位军旅出身的体委领导，习惯于把现役或退役军人一概看作战友，把战友的正益和美好愿望视为神圣职责，当即拍胸脯承诺：没有问题！我跟体委和排球队的相关头头都打个招呼，协同作战，坚守防御，绝不让哪一只癞吃鹅肉。
季音和小叶终于喜结之好，先后育有一对可爱的千金，夫妻相敬相爱。季音的事业有成，也归功于小叶的后勤保障和体贴照顾。如今，迈入了耄耋之年的摄影家季音，鹤发童颜，依然抖擞，继续在摄影园地中耕耘不息，与新一代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结为忘年之交，良师兼益友，共同技艺，为摄影艺术的繁荣，不断做出新奉献。
二○○五年，为迎接季音八十寿辰并纪念从艺六十周年，南通市摄影家协会团做出决定，替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办三件事：一是编辑出版《纪因摄影作品集》，二是筹办《纪因摄影作品回顾展》，三是举行季音摄影艺术研讨会。这三项决定，受到市文联领导的赞许和支持，如期完满实现。次年，南通摄影界又为季音举办了热闹欢乐的祝寿活动。当寿星夫妇来到喜庆现场的时候，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当年的小叶，如今的寿星夫人，身着鲜红唐装，佩带素雅胸花，笑得那么灿烂，不减青春风韵。一对幸福伉俪在并肩接受人们衷心祝贺的时候，用满面春风向人们证明：只要具有共同的理想和品格，足以突破任何局限，创造出最美满的姻缘。
志愿军第五十军部的摄影记者胡宝玉，在朝鲜战场上曾经捉得过三名敌军俘虏。记者捉俘虏，中外战争史上少见，堪称稀世传奇！捉俘虏自然不是胡宝玉的职责所在和主要奉献。他在战地报道方面的出色功绩，更加令人赞佩！
在朝鲜战场的时候，胡宝玉在西线，我在东线，一直没有见过面。但是他的事迹却早有所闻，作品更是在报刊上经常见到，我心中已经把他定为自己的学习榜样。一九五八年，福建前线的炮声一响，对军事记者来说，火光就是命令，炮声就是号角，胡宝玉就和我战斗在一起了，相见不恨晚，从此成了真正的好战友。
一九五○年十月，胡宝玉随着第一批抗美援朝的志愿军部队跨过鸭绿江，自始至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过程。他在朝鲜连续进行战地摄影报道竟达四年之久，历经第一次至第五次战役，紧跟作战部队追击敌人直至“三七线”，用镜头记录了中朝人民军队并肩战斗解放汉城、解放西海岸诸岛屿、在上甘岭痛歼侵略者的生动场面和历史瞬间；一九五三年停战后，又到开城谈判区进行交换战俘的现场采访。一九五四年一月调任解放军画记者后，到了一九五八年二月，总理、陈毅副总理兼长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朝鲜，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志愿军撤离朝鲜并做出最终部署，他又作为随团记者，为志愿军撤离朝鲜胜利归国作摄影报道，给抗美援朝战争史画上形象性句号。
胡宝玉入朝之初，参加工作已有两年，在东北电影制片厂学习过摄影技术后，就随第四野战军挺进中南和大西南地区，参加过鄂西战役和解放大西南的战地摄影报道，开始了军事摄影记者的职业生涯，积累了一定军旅生活的历练。尽管只有二十一岁，却显得老成持重，连他的上级都叫他“老胡”。这一声声“老胡”，使他意识到领导已经把自己看作成熟的战友，心头顿时增添了责任感。他在安东（今丹东）曾目睹美国飞机大肆滥炸鸭绿江对岸新义州的。当他随部队搭乘闷罐列车缓缓通过千疮百孔的鸭绿江大铁桥，进入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时，就默默地自己，一定要不辱，将机作为武器，记录下抗美援朝这场反侵略战争的。
因为战况紧急，五十军仓促进入朝鲜，顾不上休整，就配合兄弟部队投入作战。胡宝玉跟随部队前进到铁山、车辇馆、古军营一带时，原来迫近到鸭绿江南岸的敌人就开始溃逃。胡宝玉跟着部队乘胜追击。当时在志愿军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太阳是美国鬼子的，月亮是志愿军的。”我军没有空中掩护，行军作战和一切活动都在夜间进行，给摄影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使胡宝玉深感遗憾的是，这两次战役进展迅猛，势如破竹，却因缺乏夜间摄影器材，拍的照片不多，而可贵的是，在同现代化装备的敌军激战中，了新的锻炼。
十二月三十一日傍晚五时，第三次战役打响了。中朝部队全线发起。胡宝玉跟随部队跨过汉江，进至“三七线”深山中的一座小村庄。一月四日，就在刚刚到达前沿阵地的时候，他突然接到军的命令，让他急速返回军部前线指挥所，说有重要任务。
由军直接给一位摄影记者下达任务，不能不使胡宝玉感到十分惊讶，猜想这一定是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便立刻启程北返。原来，就在发起第三次战役的第三天深夜，五十军一百四十九师有两个营的部队前进到汉城以北的高阳里一带，截住了英军第二十九旅皇家来复枪第五十七团一部和英军第八骑兵团直属中队。名义上的“来复枪”和“骑兵”部队，只是传统的荣誉称谓，此时他们实际都是最现代化的坦克部队。英军二十九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名将蒙哥马利统率的队伍，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战，装备有最先进的百人队长式坦克，在朝鲜的“联合”中也很有名气。不料，这支名牌坦克部队第一营和第八骑兵团直属中队，被我志愿军牢牢围困在不足两平方公里的一片山坳谷地上，分割成几段，激战一夜，遭到包和集束手榴弹这些原始武器的痛击，难逃被全歼的厄运。此役，共俘敌一百九十三名，毙伤敌五百余名，炸毁英军坦克、装甲车二十七辆，汽车三辆，缴获坦克四辆，汽车十八辆，还有两门榴弹炮。
高阳里的捷报传到了志愿军总部，总部一时觉得难以置信：两个没有现代火器装备的普通步兵营，居然能够全歼一支齐装满员的英军坦克部队，战报是不是弄错了？后来得知：这次战斗一结束，第五十军立刻向志愿军司令部了战果，连报了两次，志司都不肯相信。一百四十九师兼代师长金振钟，曾接到军徐文烈从志愿军总部打来电话说，“彭老总发火了。军情是要杀头的！”为此，军师立刻决定派参战部队的一名副团长率一名作战参谋，陪同摄影记者胡宝玉，去实地查验战果，把歼灭皇家坦克营的现场拍摄下来。
战果查验小组由战斗英雄李光禄带领一个排护送，前往高阳战地。副班长李光禄在这次战斗中，曾冲到敌坦克旁用包炸断坦克履带，又爬上坦克把手榴弹塞进坦克舱里，连续炸毁三辆坦克，创建了奇功。这个排的全都参加过这次战斗，熟悉情况，也熟悉道。从出发地返回高阳里战场有六七十里程，他们身披白布伪装衣昼夜兼程，半夜时到达距战场两里外的一个铁隧道前。这个隧道中藏有在这次战斗中缴获的敌坦克、汽车、弹药等物资。在昏暗中，胡宝玉借着手电筒光缓步进入深处，发现所有物资全已炸毁，几个守护物资的战士也被烧死。原来，在鏖战结束时，志愿军命令战俘把完好的坦克和汽车开进两里外的隧道，不料天亮后，敌机从车辙中发现痕迹，对准百米长的隧道南北出入口进行了狂轰滥炸，投下大量凝固汽油弹，决意消灭败迹。还好，仍有不少被志愿军炸毁的重型装备，分散在山谷中；还有许多被击毙的敌人尸体，被胡宝玉一一摄入了镜头。
随后，胡宝玉又由李光禄和战士们带到一处山村，把分住在几间民房中的俘虏集中到一个院子里，拍下了英军战俘群。到黄昏时走出山谷，急速返回军部。军部立刻把战场和被俘英军官兵的确数报到志愿军总部。总部领导人这才完全相信这一胜利事实，不日后，彭德怀司令员和志愿军总部发了嘉电，《》也很快在显著刊登了这次作战的通讯。志愿军用简陋步兵武器打垮英军“皇家重坦克营”的事迹，迅速传遍神州大地。志愿军第五十军原来是由起义部队改编而成的，一当为而战的时候，竟也能打出人民军队的威风，更使彭总大为赞赏。胡宝玉也为这一个胜仗感到骄傲，特地在被我击毁的英军坦克前留下了一幅英雄姿态的纪念照片。
完成为战场取证的任务后，胡宝玉又随部队向南挺进。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占领汉城。八日结束第三次战役，歼敌一万九千余人，解放了三十七度线以北广大地区。在汉城，胡宝玉不仅拍摄了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的过程，还拍摄了两队在“大厦”前胜利会师后的联欢场面，记录了朝鲜战争史中的一个重要瞬间。为了这幅富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在五十年后还引来一段有关中韩友谊的佳话。
抗美援朝战争五十周年的二○○○年夏季，曾任韩国摄影研究所东西时摄影部长的韩国摄影家崔仁辰先生，到访问，由中国摄影家协会介绍，会见了前中国人民志愿军摄影记者林志常和胡宝玉。崔先生带着四本摄影集，里面全都是志愿军拍摄的照片，是他经过多年努力，从国外报刊上收集起来的。崔先生真诚地说：“我一直在研究朝鲜战争的。凡是韩国公开出版的摄影集，所有志愿军的形象都是负面的，而我收集到的这些照片中，却能看到志愿军的辉煌胜利，还有志愿军和朝鲜人民亲如一家的画面，反差太大了，感到很不公平，所以决定专程来华，寻找一些摄影作品的实际拍摄人，当面求证一番，看看这些照片到底是否真实可信？有比较才有鉴别嘛！”
作为一名正直的韩国人，崔仁辰先生的心情可以理解。当年美军攻占汉城大厦时，对大厦中许多珍贵陈列品乱翻乱扔，一名陆战队员竟用一张老虎皮裹起身子，另一名陆战队员戴上一顶古代武士的头盔，还有一些美军士兵竞相用高丽民族的古代徽章挂到胸前，趾高气扬地走出大厦，招摇过市。原来这些物品都是国宝，惹得目击这个场面的汉城居民非常愤慨，又敢怒而不敢言。林志常和胡宝玉异口同声地赞赏崔先生尊重历史的严谨态度，便出示了二人在朝鲜战地拍摄的一些代表性的作品。当二人的作品与崔先生收集的作品相对应的时候，崔先生极为兴奋，他指着《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攻占汉城后在大厦前联欢》的作品说：“这样重要的历史性场面，韩国的报刊都不敢刊登，太缺乏面对事实的勇气了，以至有许多韩国人，到现在还不知道在一九五一年一月间，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曾经占领过汉城。”
应崔先生的请求，胡宝玉讲述了当年进入汉城的经过。又说：“志愿军和人民军攻占汉城的时候，城里的居民大部分已经逃走，但也有一些商店照常营业，对志愿军并不害怕。当时我还用仅有的钱买了三件衬衣，为了行动方便，全都穿在身上，后来因为连续作战没有时间洗衣服，穿脏了只好把贴身的一件扔掉。攻城作战中，美军未经顽强抵抗就匆忙逃跑，所以对城区没有造成。志愿军官兵更懂得要爱护朝鲜人民的一草一木，严格文化古迹和居民的财产，绝对没有发生烧杀之类的事情。也许正因为这样，等逃难的居民回到汉城，见到一切照旧，还以为志愿军和人民军并没有进入过汉城吧！”
崔先生听完后，紧紧握住胡宝玉的手，跷起大拇指连声说：“我懂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世界上素质最高的军队！”随即，崔先生还欢迎林志常和胡宝玉去韩国旅游，说你们过去打过仗的高阳等地区，早已建成汉城的卫星城市，高速公直通那里，完全变样了，你们再去，恐怕认不出来了。
一九五一年冬，朝鲜战争经过五次战役后进入相持阶段，为了配合板门店的停战谈判，解除西部沿海岛屿敌特武装对我侧后的，志愿军司令部决定攻占大和岛、小和岛和椴岛等十多个岛屿，扫除敌人在朝鲜西北部海域中的情报。十一月五日，在志愿军空军的掩护下，五十军所属部队发起渡海作战，干净利落地攻占了预定的敌占岛屿，全歼南朝鲜“白马部队”第二、第三联队及美军情报联队。胡宝玉跟随一百四十八师四百四十二团登上大和岛后，拍摄了胜利歼敌的过程，又和一个战斗排一起，参加了搜索的行动。
在一处布满岩石和弹坑的山坡上，胡宝玉为了选择有利的拍摄地形，单独离开了战斗排。忽然，他听到面前不远处的灌木丛中有细小的响声，到有情况，心中不免一震，立刻拔出，战友们不在身边，灌木丛中要是不止一个敌人，自己孤身一人一枪，能对付得了吗？但是他很快镇定下来，眼前的敌人只是残兵败卒，惊弓之鸟，不管有几个敌人都没有什么的。于是便大吼一声：“不许动，缴枪不杀！”这一声吼，效果立竿见影，只见有三名南朝鲜士兵战战兢兢地从灌木丛中立起身来，面对一位威风凛凛的志愿军摄影记者，顿时不知所措，地丢下手中的枪，相继举起了双手。此时，听到吼声的战斗排士兵们，呼拥着围了上来。拾起三支枪，押走了俘虏。战友们纷纷夸胡宝玉机智勇敢，凭一把活捉了三名握有冲锋枪的敌人。于是，战地记者捉俘虏的事迹，就作为一条奇特新闻在部队中传扬开来。
一九五八年春，在朝鲜的部分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完成了抗美援朝作战任务和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的大量工作后，奉中国命令，决定撤离朝鲜回祖国。此时，调任解放军画记者的胡宝玉，又一次奔赴朝鲜，采访志愿军的撤军行动。
除夕之夜，朝鲜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到处张灯结彩。中国代表团正副团长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来到文艺联欢会会场，与大家共度新春佳节。周总理代表中国庄严地宣布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胜利撤军的重大决定。他的话音刚落，会场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多少人着这一天啊！近百万志愿军战士远离家乡，与侵略者进行决战，今天，他们终于可以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了，不少同志激动地流下了热泪。当一个表现上甘岭战斗的节目演到时，周总理情不自禁地离开座位，舞台，双手高举红旗挥舞起来。紧接着，朝鲜驻也拿起朝鲜人民军军旗舞台一齐挥舞。全场沸腾了，大家共同起立鼓掌欢呼。每个人都为中朝两国签订的撤军协定而庆贺！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对外宣布撤军行动。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已完成了历史，为了世界和平，朝鲜人民的主权，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全部撤离朝鲜。联欢晚会上，周总理还和同志们一起纵情高唱陕北民歌《信天游》。大年初一，总理又率代表团在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和王平的陪同下，冒着鹅毛大雪，到桧仓附近的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花圈。
撤军的场面是异常感人的。胡宝玉来到上甘岭，拍摄中朝战士交接防地的情景。两军官兵在交接完防务后，举行了小型告别联欢会。大家笑啊，唱啊，哭啊，跳啊。只见一名人民军战士拿起横笛吹了起来，一曲最熟悉的《志愿军战歌》飞出笛子，悠扬的笛声回荡在上甘岭阵地的坑道里。慢慢地，歌声、笛声融为一体。胡宝玉眼睛湿润了，拿起相机，对准了焦距，迅速按下了快门，捕捉到了两队在战斗中用鲜血凝成的友情，留住了这感人至深的美好瞬间，完成了一幅题为《高歌横笛话别情》的优秀摄影作品。
撤军行动全面展开。胡宝玉乘车从朝鲜中线地区转到东线元山、咸兴，又急急忙忙转赴西线地区沙里院，几乎跑遍首批撤军的各个部队。在一个送别现场，有个叫李焕清的朝鲜孩子，才十来岁，他一头扎进志愿军战士黄治富的怀中，嘤嘤地恸哭不停。原来黄治富是他的救命。那是一九五六年的一天傍晚，天很冷。黄治富与战友们在朝鲜伊川临津江畔刚刚执行完训练任务，在回营区的上，突然看到有个小孩落入水中，情况十分危急，黄治富不顾一切跳入水中，一面破冰，一面拨水，好不容易抓住了孩子。在冰水里，他用尽了最后的气力把孩子推出冰层，自己却失去知觉，沉入水底。最后，战友们哭喊着他的名字，把他捞了上来，经过几天的抢救，才脱离。后来，黄治富被朝鲜人民誉为“活着的罗盛教”和“国际主义战士”，他的事迹还被编入了朝鲜当时的中小学课本。
离别的时刻已经到来，小焕清的奶奶也在一旁哭泣，边哭边把出嫁时母亲给他的一对戴了四十多年的银戒指，脱下来戴到了黄治富的手上，作为永久的纪念。过了一会儿，当地郡派人给黄治富送来一本《书》和“感谢状”。部队开动了，小焕清和他奶奶伴着黄治富走了很远很远，久久不忍分手。
在另外一个场合，朝鲜人民军十八联队长朴永善上校与志愿军一百九十九团参谋长张继武少校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原来，他俩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同一支部队同一个战斗班，后来又共同参加了中国解放战争，一起并肩作战。在一九四八年著名的辽沈战役黑山战斗中，朴永善是解放军一百一十三师三营八连连长，他的连队在战斗中屡建战功，曾荣获“钢铁英雄连”称号。朝鲜战争爆发，他返回祖国参加卫国战争；不久，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张继武就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他俩都没有想到，在志愿军胜利撤军的上，竟会突然邂逅，又必须匆匆分离。两位与共的战友百感交集，抱头痛哭，了许多人。
在沙里院火车站广场，在人山人海的告别场面中，朝鲜青年爬上志愿军的坦克不肯下来，意欲多多留住一些相处的美好时光。胡宝玉见到一位叫高玉章的老大娘，紧握志愿军战士黄继恕的手不放。黄继恕是志愿军战斗英雄黄继光的弟弟，高大娘流着热泪频频嘱咐黄继恕，一定要把朝鲜母亲的问候带给他的母亲……
想见时难别亦难。在志愿军撤军与朝鲜军民惜别的日子里，胡宝玉的机取景框无数次被泪水浸湿得无法看清景象，心中留下了永远不能磨灭的真情画面，用鲜血凝成的友谊，是最可珍贵的友谊，是凭任何力量也难以的。
一九五四年秋，当福建前线“九三”炮战的序幕尚未揭开之时，胡宝玉就来到了东海之滨的战场，直到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炮战”的高峰过去，连续数年之久，他都频频往返于和福建，活跃在陆海空军的参战部队，及时报道战况。当时到福建参加海防报道的各地记者很多，凡是到过朝鲜前线的军事记者，几乎都聚到了一起。福建前线，成了一个军事记者的竞技场和俱乐部，斗志昂扬，赴汤蹈火之余，交流经验，技艺，热热闹闹，啖荔枝，讲笑话，其乐无穷，相处得非常融洽。胡宝玉以他高度的敬业和精湛的摄影，深受同行们的和信任。记得我在炮战中的一批主要摄影作品，为了及时和稳妥，是由胡宝玉主动为我带往解放军画的，这批作品中，有不少经解放军画转向全国报刊发稿，有三幅照片后来被《解放军画报》选为封面作品。每每想起这些，我都不能忘怀胡宝玉的战友责任和深厚情谊。
胡宝玉今年已经八十一岁了。自他调入解放军画后，任摄影记者、研究员、高级记者，获国务院特殊津贴，成为我国享有盛誉的军事摄影家。他在结束朝鲜战争的战地报道任务后，又参加过福建前线的海战、炮战、空战，云南边疆的抗美援越战备活动，珍宝岛战斗，南线战事的实况报道，并随舰队赴南太平洋，采访我国首次远程运载火箭发射试验。此外还大量报道了我军各军兵种和军事院校的现代化建设新貌，军队和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风采和成就，先后在《解放军画报》及全国各种发表的摄影作品达万余幅之多，数十幅优秀作品入选全国、全军影展，多幅作品在国际影展中获大，其中反映中朝军队友谊的作品《高歌横笛话别情》获匈牙利国际摄影银杯，反映藏民生活的《打谷场上》获国际摄影金牌。一九六七年随中国摄影代表团赴阿尔巴尼亚进行工作访问两个月，之后编辑出版了《阿尔巴尼亚》大型画册。一九八五年离休后依然没有放下机，曾应聘担任《长征·生命的歌》大型电视系列片顾问，随摄制组走访整个长征，该片获特等。一九年，作为顾问和摄影师，又参加中日合拍的《望长城》大型电视系列片的拍摄工作，整整三年，栉风沐雨，不是止步于嘉峪关的明长城，而是沿着跨越两千多年历史长河的汉长城，追寻民族之魂，一直跋涉到罗布泊和楼兰。这三年中，他发表了《玉门关和汉长城》、《进入罗布泊》、《楼兰》、《黑水国古城遗址》等作品，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他曾出版了《雪山草地风情录》、《滇川秘境》两部摄影专集，又参与编辑出版《亚运会工程》、《》大型画册，发表摄影论文十余篇。直到耄耋之年，他曾八次走过长征，同行们称他为“走最多的军事记者”。他的足迹遍布祖国各地，从荒无人烟的高原哨所到惊涛拍岸的海防前线。在不断奔波的晚年，还主编了《画册》、《贺龙画册》和《彭德怀画册》等多本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图像作品集……
综观胡宝玉的屐痕，让人信服地看到一个传奇式的事实：一位忠诚于的新闻记者，他到底可以走得多远！到底能够创造出多么丰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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