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片是这样生产出来的
多特蒙特影视制片厂曾多次向记者联合会发出邀请，欢迎记者参观采访。我以《莱茵通信》记者身份，带着几分好奇和东方式的腼腆，与其他三十多位记者来到了多特蒙特市达蒙44号，走进了制片厂的接待大厅。
负责接待工作的拉尔夫·多尔曼先生是该厂的负责人之一，他举止潇洒，口若悬河，看上去是一位很称职的广告宣传科科长。经由他的介绍，我们了解到这是一家极有经济效益的影视厂。全厂二十一名正式雇员，另加十多名临时演员，去年的影片销售营业额达一千二百多万马克，平均每人每年创造出三十七万马克，也就是说，包括临时演员在内，平均每人每个工作日(假节日除外)创造出一千八百马克的高营业额。
摄影棚里，背景是一个酒吧，七名年轻貌美的吧女、七名健硕的男酒客都一丝不挂。只见导演口沫横飞，比比划划地在给演员们说戏。然后导演退出来，口里喊着重新拍摄，开机，三架不同摄影机发出嗡嗡声开始工作。随着背景伴奏音乐的节奏，这群裸男裸女毫无生气、而又机械地反复重复着那些简单的动作，让笔者一下子想起了二十年前刚下乡时在配种站看到的良种家畜繁殖交配的大场面。
这时，只听导演一声叫停。他演员们的表情不够生动，又说男演员们的动作太懒散，接着又叫灯光师把玫瑰色的灯光布景换成浅金色。有一个记者突然注意到，男演员居然没有一个雄风竖立。演戏，真正的演演戏而已。多尔曼先生听到了记者的小声议论，连忙内行地大声解释说，只有在剧情需要时才要求演员硬起，刚才表演的是远景。
记者问，要是男演员勃起不了怎么办？多尔曼先生回答说，很简单，立刻换下去！我们早就作好了这种准备，我们配备有候补演员和竞技状态极佳的临时演员，如果第二个不行还有第三个和第四个，直到拍好。多尔曼先生又风趣地说：“当然观众决不会考证，那是另外一个人的。我想、只有你们记者，才会有兴趣去追踪和挖掘这些事。”
多尔曼先生领着记者来到会客大厅，这里有六、七个临时演员，大家随便交谈起来。马可是波鸿大学机械系学生，二十二岁，他已拍了三部片子，他因为学习任务重，所以每月只来三、四次，每次拍一、两个小时，一个月下来只能挣五、六百马克。彼得二十六岁，在多特蒙特屠宰场冷冻库工作，拍片是他的第二份工作，彼得每周来两次，每次都单独与一个女演员配戏。彼得长得丑，所以他拍出来的，仅仅作为“资料”，剪接下来作为别人的替身片。为了保持充足的能力，彼得不得不长期服用性激素药物，他的头发已经全部掉光了。他说他拍片只是为了多挣钱，以便支付去年才买的波舍尔大跑车。二十九岁的贝申是波斯尼亚战争难民，1993年初被，他曾经是前南斯拉夫国家体操队队员，曾拿过国际比赛铜牌。他已在该制片厂工作快三年了，是作为勤杂工受雇，兼任临时演员。他深深明白自己的处境，趁现在年轻气血足多挣点钱寄回萨拉热窝去资助家人。
在特技制作室，记者们发现放道具的壁柜上有几瓶牛奶和白色蜂蜜，出于职业的，有的记者便狐疑特技制作室怎么可能成为早餐室，有个影视画报记者笑吟吟地告诉大家，
平时从片中看到那些汹涌不断的就是由牛奶和白蜂蜜合成的。特技制作师给演员的粘上一个圆珠笔芯粗的肉色软管，离管二、三十厘米处有一个香烟盒大小的精囊袋，摄影师将镜头调整到较佳的角度，按动电子遥控器就可以了。
演员们由于以性生活表演为绝对主题，极为容易传染上各种各样的性病，加上在近摄镜和特写镜头前，绝对不可以使用安全套，所以有感染性病、艾滋病的高度。为了把传染疾病的可能降到最低限度，演员和临时演员都被要求每周定期做检查，专业医生除了检查演员的口腔、之外，还要将演员的血液、尿液、和分泌液取走化验。但是，如果有谁采取不合作态度而检查，就意味着不适合从事这一职业而自愿退职。
参观快要结束时，多尔曼先生发给每个记者一只小橡皮猴子玩具作为纪念品，记者们被逗乐了。临别时，多尔曼先生又一次不离本行，他说不喜欢看片的人，看了两三部之后就再也没兴趣了，不会买也不会租；而喜欢的人则看了一百部还等着看第一百零一部，而且一直看下去，正是这些主要顾客，才为影视行业提供了滚滚不尽的财源。
原来，在，片只是影视业中的一个门类，就像其它电影一样。那么，作为观众，知道了这一切，还有必要把这些当真吗？就像没有人把故事片中的主人公当作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