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前诊断由谁说了算？
A医院的医生说：“只要产妇超过35周岁，就必须要做羊膜穿刺诊断。”B医院的医生说：“可以先做一个血液筛查，如果高危再做羊膜穿刺诊断。”而当她找到C医院的一位老长，却得到了一个更令她吃惊的说法：“其实根本没必要做羊膜穿刺，有风险的。因为是熟人相托，才告诉你哦。”
白女士完全没了方向，她说：“我现在不仅仅是拿不定主意，纹身的忌讳和讲究更是对上海的产前诊断体系失去了信任。”
其实，这并非是白女士个人的感受，本市各个医院的产科专家也对上海现有的产前诊断体系不满意。他们表示：“上海的产前诊断始于1989年，可20年过去了，这个体系和策略却没有跟随医学的发展而与时俱进。”
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段涛说：“在这20年里，国际上的产前筛查诊断医学，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还是以唐氏综合征筛查为例，等一些国家采用的是孕早期染色体筛查方法，也就是将原本怀孕14—20周才开展的筛查提前到11—14周。一妇婴产前诊断中心副主任说：“这种新方法可以将检出率从60—70%提高至85%以上，假阳性率则可以从8—9%降低至5%。”
但这样的筛查项目还不能在上海推广，因为新兴的孕早期筛查方法并没有具体的收费标准，一妇婴目前参照的是原有的收费标准，并不能够满足检测成本的需求。“我们目前只能用自己的科研经费贴补，到底能支撑到什么时候也说不好。”段涛说。
新项目不能用，可老观念还没有统一。一些传统产科医护人员并不了解产前筛查、诊断的最新发展，依然着自己的老观念。白女士所遇到的那位长，正是如此。新华医院产前诊断中心副主任陶炯说：“唐氏综合征的发病率为1/600，远远大于医疗诊断的风险。”但是，相当一部分产科从业人员的想法，并没有得到科学地统一。
不仅如此，上海各家产科医院对唐氏综合征筛查、诊断的标准程序也没有统一。业内人士表示：“这也许与每家医院去国外学习的医学流派不同相关。”
在记者的采访中，相当一部分医学专家表示，上海的产前诊断并没有得到部门的重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生介绍说，每个地域、城市都应当有相应的产前筛查、诊断策略。
本地策略的制定应当建立在大样本的流行病学调查基础上，但是在上海几乎没有人，也没有相关的配套资金从事这方面工作，一些内部专业人士曾经给相关部门递交过相应的报告，但大都石沉大海。
近年在上海的新生儿出生缺陷中，先天性心脏病的比例较高，根据国外的一些经验，先天性心脏病也已有了早期诊断的技术，但到底需不需要在上海开展，并不都是医生可以回答的问题。“发达国家在产前筛查诊断领域里有100多个检测项目，而上海只有可怜的几项。”同样的，随着基因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先天性疾病可以在早期发现，但是否都要纳入产前诊断的范畴内，需要部门作出评估，设定准入门槛。
目前在上海，产前诊断的准入门槛仅限于医院的资质，对于哪些项目可以开展，哪些不可以开展，都没有更为细致的规范。一位产科医生表示，目前在出生后缺陷筛查上的重视程度要高于产前，所支付的费用也同样如此。
刚刚从回国的表示：“产妇在怀孕28周之前，有80%的出生缺陷都是可以被筛查的。遗憾的是，医生对医学技术之外的很多事都为力。”
一个地域的产前诊断策略，不仅仅要回答做什么，谁支付的问题，还需要包含如何承担风险，怎样正确引导教育的内容。
在唐氏综合征的诊断领域内，不仅包括假阳性率，也包括一定的假阴性率，也就是诊断结果是阴性的产妇，也有极小的概率最终生出唐氏综合征的孩子。尽管每个产妇都曾在知情同意书上签过字，知晓风险，但一旦发生不幸事件，依然会引发医疗纠纷。对此，产科医生们纷纷表示：“从事产前诊断的医生其实面临很高的医疗风险，因为没有医学技术可以做到100%。”在国外，与产前诊断配套的是一系列的保险制度，一旦发生小概率事件，保险公司会给予患儿家庭一定的补偿。
此外，正确的宣传教育、引导也应当包含在产前诊断策略中。说：“产前筛查诊断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终止妊娠，而是给予产妇家庭恰当的咨询。”这种咨询不仅包括对产妇说明病情的实际情况，还应包括多学科的会诊和一系列治疗方案。
段涛说：“产前诊断是一门横跨众多学科，需要特殊技术培训的医学领域，要发展这门医学，并最终为居民服务，不能仅仅依靠医生单方面的努力，还需要部门的重视和参与，以及社会对这一学科的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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