莞商是一群什么样的人_金羊网新1440许阁音译闻
很多人听过粤商、晋商、徽商、浙商、闽商这些响当当的商帮名称，有谁听过莞商？有谁谈论过莞商？少之又少。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之前，鲜有“莞商”之说，甚至连东莞本地人也无法给读者一个“莞商”的确切定义。孩子早就生了，但一直还未命名。
2014年，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李炜曾指导11名大学生对身份地位各异的东莞人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调查，并与逾百位对象“保持了最大的民间立场”，以探秘东莞人的性格密码，并采写出版了《东莞人：讲出自己的故事》一书。李教授在此书序言中概括说：“莞商乃至东莞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升了富了不变形，就是说无论或发财，他们还是该干吗就干吗，以前啥样儿还啥样儿，不像我常常在其他某些大城市所看到的那样，一旦升了、富了，就变着法儿地显摆，生怕人家不知道，一个个要么目中无人，要么器宇轩昂，好像一定要镇住你而后快似的。”
这个评价，笔者认为是恰当的。有一个事实可有力证明，东莞的富豪发家前大多是农民，但他们从不讳言自己的出身，无论是面对，还是普通市民或，他们都坦言事实。比如龙泉的张佛恩，“我原来是开拖拉机的”；宏远的陈林，“我是种田出身的农民”；鸿福的梁锦枝，“全东莞都知道我原来是卖咸鱼的”……
采访中，一位不愿意公开姓名的莞商说：“我农村出身，只读过小学，打过工，要过饭……”话语坦诚，让笔者内心极受震动：一个商界大亨，时刻铭记自己的疾苦，并且毫不掩饰，实属率真而难得。
这个社会，有太多表面光鲜亮丽的人，却在使尽浑身解数竭力掩饰自己曾经暗淡的过往以“洗白”自己，以塑就原本就是尊贵命的形象。
而眼前这个亿万富翁，却在并不熟悉的笔者面前，三言两语之间，便自然地提及自己的贫寒出身及悲苦经历，眼眶里竟然泛起了感慨的泪花。此情此景，让人动容。
相信真正熟悉东莞的人都知道，在东莞你很难凭借穿衣打扮、座驾乃至气质来判定谁是富人。因为他们拥有的财富，根本不需要通过这些外在的东西来彰显。甚至如果你某天穿得西装革履的出门，朋友也许会好奇地问道：“你什么时侯改卖保险（做直销）了？”原来，在东莞，只有推销员才会穿得一本正经，其他人都穿得随随便便，干净舒适便可。可某些大城市，就听说有不少人为装阔而借钱或贷款买悍马、虎，人借车贵。这在东莞人看来纯属“戆居”。
探秘东莞人为何“升了富了不变形”，李教授认为这与他们在上的某些传承和坚守密不可分，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一是重情义；二是诚信；三是勤力（比勤奋更加卖力）；四是低调谦虚；五是务实；六是包容并蓄。笔者也试图为莞商“厚德务实，敢为人先”的形成进行探源：岭南历史文化的哺育，海洋文明的塑造，家风家教的传承，移民文化的助推，经济发展的促动，性格个性的养成。
遗憾的是，似乎有太多的人对东莞及莞商存在和：东莞靠剥削廉价劳工发家，东莞老板没文化，莞商是暴发户。各种道听途说、、似是而非的嘲笑与，此起彼伏。以至于过去很多人一听到“东莞”这个名字时，一般都会暧昧地对视一眼，会心地怪笑或坏笑几声。
2014年年初，《中国青年报》著名评论员曹林撰文说，以前他也是这样，听到东莞时也会这样暧昧地坏笑，但当他有一天看到一条关于东莞的新闻后，便意识到这种暧昧坏笑会在无形中给东莞人带来。这条新闻说，现在不少在东莞工作的人都不敢跟家人说在东莞打工，而是含糊地说“在广东打工”—在这里工作的女白领，更是竭力避免提这个名字。一些到东莞出差的人，也不敢跟家人说到这里出差。原因很简单，害怕外人的想象力，担心外人那怪异的目光和暧昧的坏笑或怪笑。
其实，很多人只是把这当成一种调侃和玩笑，但没想到这种像病毒一样的玩笑，在东莞里投下了许多挥之不去的阴影，更给那些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的绝大多数”带来了许多有形无形的。
千百年来，莞商源远流长，但它的历史、文化、商道等却没有被系统地去挖掘和提炼。相反，社会上流传着各种关于东莞及莞商的传言与疑问：东莞凭什么创造出这么多的经济奇迹？莞商为何会有这么多人上了富豪榜？（据2017胡润全球富豪榜，至少15名富豪与东莞有关）莞商为什么如此低调？莞商是没文化吗？……
莞商是一群特别务实的人。广东人的务实是出了名的，而莞商可以归入广东人里最务实的那一群之中。莞商不喜欢过于宏大的叙述，不喜欢大鸣大放，不喜欢出风头、抢镜头，他们在实践中喝到了“头啖汤”，得到了最大的实惠，这就够了，着实是“有肉藏在碗底里”。所以，他们宁愿生活保持着一种平稳而恒久、不急不躁、细水长流的状态。莞商有着最务实的观，就像抗击“”的英雄钟南山院士所说：“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大的。”
莞商是一群特别勤奋的人。东莞人有一句名言叫“顶硬上”。这是明代莞人袁崇焕的口头禅，也是莞商的核心价值之一。只要认准了方向，他们自有一种“铁打心肝铜打肺，立实心肠去捱世”的毅力，无论有多难走，硬着头皮也要走。20世纪80年代初，洗脚上田的莞商，，扯起大旗，毅然上，充当起开先锋。他们开基创业，修公、建码头、盖厂房，招商引资、铺搭桥、手胼足、艰苦打拼，创造了“东莞奇迹”。
莞商是一群特别敢闯的人。在谈论广东人的性格时，人们常会提到“敢为天下先”。这也是莞商一种鲜明的文化。东莞不是经济特区，却义无反顾地充当起的“排头兵”“桥头堡”，莞商用他们的铁肩，扛起漫天的风雨。中央和省里没有给予的政策，东莞全力去争取；中央和省里已经给予的政策，东莞用足用透。正是在“敢为天下先”的的推动下，莞商办起了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工厂，并由此起步，发展成“世界工厂”，以至于“东莞一塞车，全球都缺货”。
莞商是一群特别低调的人。务实的东莞人不太懂得争“话语权”。福建人陈振龙在明代引进了番薯，又是请推广，又是著书立说，又是盖先薯祠，大锣大鼓地宣传，还请历史学家详加考证，描画出番薯从福建传向北方的线图，弄得满天下的人都以为福建人是种番薯的鼻祖。
其实，闽人引进番薯比莞人晚了十几年。可东莞直到2011年，才在虎门为引进番薯第一人的陈益立了一尊塑像。由此可见，莞商之低调，由来已久。
在胡润的中国富豪榜上，东莞与深圳、广州、、武汉等地并称为中国富人聚集地，但唯独东莞让胡润大感头痛，他对记者诉苦说：在对广东富翁的调研中，东莞的难度最大，主要是东莞富翁太低调。事实上，那些被列上胡润富豪榜、福布斯富豪榜的东莞富商，几乎没有一个是乐意的，张茵、莫浩棠等上榜莞商甚至还发律师函表示，更不用说主动配合了。
（卢忠光，现任职于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曾出版专著多部。其所著长篇报告文学《东莞商帮》，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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